央视《新闻会客厅》2008年10月8日播出：《铭记》之城北馨居的震后生活，以下为节目内容。

　　2008年10月1号 都江堰城北馨居安置点

　　这是地震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居民们的脸上，似乎已经没有了悲伤的痕迹。

　　刘猛：现在都在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了，你看小区里边，现在有很多小卖部，有很多三轮车，你也看到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原先有一百多万的企业，现在没有了，我登个三轮总可以吧，我一天挣二十、三十的，我还要养家糊口呢，有一些出去登三轮，有一些开小卖部，有些在外边摆小地摊，我们认识原先没有从事这个工作的，摆个小烟摊，卖报纸，有一些想自己的方法，有一些就出去打工，最早我们接触到的出去打工的，就是地震一个月，地震一个月就有一批就去打工去了。

　　刘猛，河北一所大学的心理学教师，目前为数不多的仍然留守在灾区的心理援助志愿者之一。自从5月19号来到都江堰以后，他就一直和城北馨居的居民们生活在一起。

　　刘猛：那是5月21号，也是离地震十来天的时间，那个时候正是处于暴躁的阶段。为一条绳子，两拨人就打起来了，这两拨人就打起来了，仅仅是为一条绳子，就是一句话不合，然后就会发生很大的冲突。这个为一条绳子来争执的人，后来我是有跟踪的，当后来我再问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感觉非常可笑，我怎么会为一绳子就跟那个老太太打起来了呢？到现在你再看，如果你去借什么东西，就不会碰到原先这种状态，都会很热情，我们家有，用我们家的吧，就会主动给你什么东西，去帮助你，而不是想占有一些什么东西。大家一块吃饭，有的时候就是来我们家吃饭吧，我们经常被邀请，来我们家吃饭吧。

　　都江堰城北馨居安置了6000多名受灾百姓，和大多数四处寻访的心理援助志愿者不同的是，四个多月来，尽管经历了数次搬迁，但刘猛一直都跟随着这批居民。

　　刘猛：来了以后就是，刘老师，我难受，刘老师，我难受，他说不出焦虑这个词来，我说你为什么难受，就是我妻子应该还活着，但是就是找不到。我说你为什么判定她还活着，她就是应该还活着，现在政府报告都是失踪，但我就是找不到她，失踪就是一定还活着，反复重复这句话。这句话显然是有逻辑错误的，失踪怎么就一定还活着呢？失踪就是有可能活着，有可能已经遇难了。实际上他是一种回避，不愿意承认。地震中娃娃没有了，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听说娃娃没有那一刹那就成这样了。他的症状就是木僵，走路也是这样，要问你吃饭了吗，吃了，没有表情，没有动作，然后他的动作就是这样的，走路跟僵尸似的，他不会跟你说话，他就那么站着，待着，也不哭。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让他哭出来。整个人就处于眼睛是一种爆裂的，整天眼睛睁得是非常圆的，非常大的那种，整个人是处于一种暴怒状态，一点小事儿就会暴躁起来，整个人每天就是不停地走，不停地走，走到这儿，走到那儿，你说他做什么？什么也不做，总是感觉到很多事情可做，说话也非常快，指责别人，去遇到一点小的不公平，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马上，我给市长打电话，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市长的电话，就是他整个的反应跟外界已经分离了。第一次痛哭的时候，他就抱着脑袋哭的，他是这样哭的，这样哭，他说不要说我是救助者，我没有救助孩子，他说抱着的都是尸体，我救的是尸体，我没有救孩子，那个时候他已经恢复记忆了，他已经知道他有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放上车的，因为有的孩子就不是整个的，他就是扔车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我不是救助者，我不是救助者，我没有救活的孩子，特别内疚，我为什么当时不再，不挖，不怎么着，感觉当时这个事情跟自己的关系很大，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不够，然后导致了这么多孩子死亡。

　　在来灾区之前，刘猛给自己定的目标只是做五个个案咨询，但到了之后，他却再也没有离开过。

　　刘猛：今天是这个人来了，明天又是那个人来了，后天又是那个人来了，没有一种持续性，这是灾民的一种反映，就感觉到每天他们都在看我们，都在看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悲伤，但是没有给我们得到治疗，然后更没有人给我们缝上，过来拉一刀，给我们拉开，拉开拨开看看，看看里边是这么悲伤，这么恐惧，然后他就走了，就感觉到有一种自己没有被救助，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是填了大量的问卷，也没有反馈。当时他就会说，心理咨询管什么用？心理咨询能让我的房子戳起来吗，能让我没有的孩子活过来吗？

　　这是刘猛刚到都江堰时拍的照片，当时地震刚刚过去一个礼拜，大家都还住在简易的帐篷里。

　　刘猛：帐篷是随机安排的，帐篷里边住多少人呢？一个帐篷里边住七八个、十来个人，这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而且不来自同一个家庭，所以所有的生活都不方便，那个时候一切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睡觉都不脱衣服，洗脸也很困难，这个阶段人就是处于一种杂乱、紧张、容易急惹，一点小事儿就争就吵，谁和谁之间这种口气都是非常强硬。绳子、塑料袋、卫生巾是前期最紧缺的，到了后期，砖头最紧缺，缺什么？缺砖头，因为每家每户都需要垫一下，否则没法睡觉，所以那个时候紧张吧，什么东西都想抢到自己手里。后期就是搬到天府水云间，搬到天府水云间的时候，就是另一个阶段了，这个时候虽然是男女同住，但是已经是以家庭划分了，一个家庭一个帐篷，大的家庭甚至可以分到两个帐篷，保证了每个帐篷里边的人，基本上不超过五个，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活动的空间有了，人的情绪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处于一种紧张、敌对的状态了，开始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多了一些，但是大面积的一种惊恐的状态还是没有完全消除。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不满、抱怨，对这种天灾的不满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转移到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上，转移到志愿者身上，就是持续的抱怨和不满，这是他的心理状态。地震是天灾，这种天灾我们没有办法去指责老天，为什么把地震搁在四川，不搁在别的地方，这样的质问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可以质问政府，质问志愿者，你们为什么救助我们救助得不力，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救助我们？其实这个时候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质问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个时候这种愤怒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发泄口，他就只能是投射到外边来。这个时候其实是自己的角色还是没有认同，这个阶段还是在抗争，抗争什么？抗争我不应该是受灾者，我不应该是这样，这样对我是不公平的，还是在抗争。

　　和刚刚劫后余生的人们一起生活后，原本只是想做几个个案咨询的刘猛意识到，不仅是那些遭受了严重精神创伤的人需要心理援助，安置点里的每一位居民，都被地震破坏了原来的生活秩序，他们都需要释放压力，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显然是远远不够，甚至是无效的。刘猛说，给这样的一群人做心理援助，重要的是做，而不是说。

　　刘猛：因为我们住帐篷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性欲是没有的，那个时候处于惊恐慌乱状态的时候，人没有性欲的，也涉及不到夫妻生活的问题，但是搬到天府水云间之后，每家一个帐篷，惊恐的状态、慌乱的状态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已经一个多月了，夫妻生活的问题，因为帐篷里边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夫妻生活，这是很大的一个困惑，有很多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建议空余的帐篷专门腾出来，给夫妻用。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家人住在一起的。

　　刘猛开始尝试一些“非专业”的心理重建方法。他用自己的积蓄为安置点的居民购买了大批换洗的衣服、甚至包括曾经一度短缺的妇女用品，还募集了78吨牛奶，挨家挨户发到需要的人手里。他曾经还创办了一所临时的帐篷学校“天府阳光学校”，让当时无学可上的孩子们能够集中起来继续学习，而所有的学习用品、生活费用全部由他来解决。

　　刘猛：这个学校当时开学的时候，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反对，因为那个时候跟着我的咨询师就已经有十几个了，有人要问我，我们是来办学校的，我们还是来搞心理咨询的，我们来到这儿不能什么都做，我们是心理咨询师，所以我们要保证工作的纯净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校还是开学了。

　　尽管看起来有些不务正业，刘猛还是为孩子们制定了相对正规的学习计划，一切都按照地震前学校里的模式来进行。

　　刘猛：因为开办这个学校，让我知道了心理咨询师只是用嘴去工作，只是去讲，很大程度上是不起作用的，而你去做了什么很重要，建立这样一个学校，实际上解决了家长的一些困惑，为什么困惑、困难？孩子们没人管了，家长想去做什么又做不了，孩子们出现了很多地震以后的这种反应，家长又处理不了，这个时候我一成立学校，孩子们都集中到学校里边了。第一，建立了和家长之间的关系。第二，建立了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第三，我把孩子大面积地集中到了一起，我可以做团体辅导，我也可以做个案咨询。这种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另外这个学校本身就已经是辅导了，孩子们地震之后都处于一种惊恐状态，为什么处于一种惊恐状态？有一种不安全感，怎么消除不安全感？我们咨询师会有很多方法，安全导技术，什么技术，好多方法，去针对一个孩子，消除他的这种不安全感，但是你细细考虑一下，什么时候会让孩子有安全感，有秩序的东西会让人有安全感，今天这样的，明天那样的，后天还那样的，有秩序的东西，可预测的东西，让人有安全感，熟悉的东西让你有安全感，对孩子们来说，什么有秩序？上课、下课，今天学什么，课程表上有，明天学什么，课程表上有，这样的生活有秩序，几点上学，几点放学，这是一种秩序。什么有安全感？熟悉的东西有安全感，孩子们对什么熟悉？对书本熟悉，对写作业熟悉，对上课熟悉，对老师熟悉，我把这些给他了，自然我就不需要用什么心理学的技术，我一个个去干预他，自然安全感他就有了，孩子们恢复了安全感之后，大面积的震后的这种心理反应都没有了。

　　这是刘猛用手机拍摄的视频，里面正在跳韵律操的，都是城北馨居安置点里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