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松绑”信 大胆向政府要权

　　1984年，改革开放已在全国颇具声势。然而，国企仍在实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物质统一供应、价格统一规定、人事统一安排、工资统一定级……企业被束缚得无法动弹；福建55名厂长经理一封“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迅速引发了改革浪潮，吹响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号角

　　本报记者侯希辰王浩志文/图

　　曾经因为一封信而诞生了“中国厂长经理日”，以纪念福建企业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这封信被认为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农业生产“大包干”契约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而吹响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号角。直到今日，福建企业界依然在用信中那种改革精神鼓舞前行。

　　1984年3月底，初春刚至，福州市第二化工厂招待所里，福建55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这封“请给我们‘松绑’”信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昨日，记者找到了当年的亲历者之一———原福州机床厂厂长董福森。

　　30年·亲历风云

　　“修个厕所都要打报告，怎么发展生产?”

　　“1984年，改革开放已在全国颇具声势。我们都憋着一股劲，想把企业办得红火起来，可当时有太多条条框框捆住企业的手脚，大家都渴望改革、松绑。”今年73岁的董福森回忆说，作为省里第一批有大学文凭的厂长，他已经在福州机床厂当了2年厂长。也就是在那年，国家举行了全国厂长经理第一次统考。培训期间，来自福建各地的国企领导一起交流，大伙决定要成立一个关于国企领导人的研究会。

　　“3月23日，我们55名厂长、经理就在福州二化的招待所里举行了‘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当时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文麟等省经委领导也参加了会议。”董福森记得很清楚，原本举办会议的目的是让各企业负责人交流经验，但没想到，交流会开着开着却成了“诉苦会”。

　　据几名当事人回忆，“诉苦会”的起因是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的发言。他说，在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下，自己作为总经理拥有自主经营权，能按照市场需要生产销售，从而产生可观效益。“对企业统得过多、管得太死，企业没有自主权，想干动不得……”“想给工人修个厕所都要打报告，怎么发展生产?”听着他的介绍，厂长、经理们纷纷说出心中的困惑，那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取得成果，可国企仍在实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物质统一供应、价格统一规定、人事统一安排、工资统一定级、财政统收统支等等，都像绳索捆绑得企业无法动弹。

　　“听着同行们发言，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也遇到同样的苦恼，企业只管生产，连工人的加班费都需要打报告申请，大家没有积极性。”董福森说，大家越说越热烈，都希望能形成文字材料向主管部门反映。

　　“给企业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许多”

　　在会议上，黄文麟等人将厂长、经理们的意见加以集中，起草了一封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并写着：“现行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地，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我们最大的烦恼。”“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

　　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55名与会者全都郑重地在呼吁信上签了名。”董福森说，呼吁信随后就被送往省委，大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结果。“当晚，时任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就亲笔作出批示。第二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呼吁信。”董福森说，大家看到报纸都高兴坏了。

　　董福森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松绑”信竟然迅速引发了改革浪潮。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委组织部就决定在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厂长权力等三方面，给企业“松绑放权”，其他的主管部门也纷纷下文，表态“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松绑放权”一时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政府最后给企业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许多。”董福森告诉记者，有了“松绑放权”措施，厂里第一次给工人发了奖金，“还让老员工去武夷山带薪休假，多干多得，大家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厂子也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