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十年，这个被称为“富豪”的群体从横空出世的第一天开始，便成为公众的焦点。他们的钱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这些年，他们又是怎样“演化”的？在中国的“富豪”十周岁之际，南方周末试图回答这些一直没有被回答清楚的问题。

　　财富积累的时代印记

　　“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胡润在1999年发传真给欧美等国一些著名传媒机构时，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当时的《福布斯》主编Laury Minard，他决定刊用这一榜单。

　　第一位“中国首富”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毅仁于1979年应邓小平所托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可谓是标准版的“红色资本家”。

　　榜单发布时，一位叫马云的年轻人刚获得投行第一笔500万美元的融资，Laury Minard说：“将来的富豪榜上一定有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的名字。”6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30亿元财富居第36位，并由于雅虎中国业务并入阿里巴巴而成为中国企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荣毅仁和马云在不同年份以“富豪”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折射出中国政经和商业变革的缩影。

　　中国富豪蜂拥而现的近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6年，最新的一波是2007年至今。

　　尽管“高科技”富豪张朝阳于1999年就出现在富豪榜上，此后出现的还有杨澜、徐明、郭广昌等年轻一代企业家，但1999年至2002年间的富豪中的大多数，其身上的“计划经济”特征甚为明显；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企业家们的财富积累方式或命运的分化更多地与体制改革因素相关。

　　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这三位广东企业家同时登上过1999年的富豪榜。他们的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在一个政商关系混沌的年代中，他们的命运被特殊的所有制结构所左右。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是‘中国太空探索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前者从根本上拓展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地域上的时空观念，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于2003年胡润百富榜后的评论。

　　尽管这一评论有娱乐的成分，但在2003年至2006年的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尽管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2003年被判刑再度引发“原罪”话题的争议，但与世纪之交那种大都羞于露富的氛围相比，此时的企业家们追逐财富更为自然，而且在注重财富增长的同时关注财富品质。

　　这也是胡润从2003年开始除了推出一年一届的百富榜外，同时推出“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IT富豪榜”系列子榜单，以及后来持续发布“慈善榜”的缘由；万科掌门人王石从来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深受中国房地产富豪推崇，这便是“榜样的力量”。

　　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丁磊成为2003年的首富，与互联网业经一轮低潮后重新勃发息息相关，类似的财富神话还有陈天桥的故事，他于1999年以50万元创立盛大网络，5年后以88亿元财富成为中国“第二富”。同样，黄光裕蝉联2004年和2005年中国首富，也得益于此间国美借壳上市及中国零售业的飞速发展。

　　2006年前后其实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有趣的时段。之所以说“有趣”，是因为它设了一个“博傻”的圈套。聪明的企业家们越发关注商业模式的变革，理智的企业家们以稳健为核心理念，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未来趋势，而莽撞和盲目乐观者眼中只有盛世万象和遍地黄金。

　　沈南鹏与好友先后创办携程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离如家上市还有一年，他又开始执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转做创投，与其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中国经济持续飞奔背后的阴霾。江西赛维的年轻掌门人彭小峰没有去做房地产，而是选择了未来核心产业之一的太阳能。

　　2007年是一个财富无限膨胀的年份，当杨惠妍以130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当富豪榜前十位“十有八九”与房地产有关时，“财富”二字甚至开始让民众和传媒生厌。有人嘲讽道：“大国崛起，还是首富崛起？中国曾经有过500强，可传下来的只有宅子。”

　　这一年的10月，A股市场气势如虹冲破6000点，不少股票不到一年间涨了几十倍。尽管资本化和金融化是中国经济必经的阶段，但在普通民众甚至不少企业家财富管理技能匮乏的情形下，这种财富盛宴不过是吹起来的大泡泡，或说是“少数派的游戏”。

　　当2008年大潮退下，人们开始重视起之前忽略的财富大亨，比如日照钢铁的掌门人杜双华。然而，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营钢铁巨头日照钢铁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有人开始感慨当下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然这一话题在富豪财富增长方式的讨论范畴之外。

　　愿作乌龟而不是鲇鱼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到央视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很平实，但却极具开创精神。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商人都是“夹着尾巴富起来”的，而取代荣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刘永好却直面应对，令许多企业家诧异。

　　联想起200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将民营企业家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多数企业家开始由之前害怕登上富豪榜，变为“刘式”坦然，甚至主动希望上榜。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变化。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传播，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

　　一时间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期盼的更多刘永好式富豪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吓电话，恐吓者称如果将其拉进了这一年的富豪榜，胡润“后果自负”，有一天晚上几个彪形大汉甚至到他上海的家门口“蹲点”，给他施加压力。

　　这一事件加重了社会的仇富心态，一些本来决定当鲇鱼的企业家，情愿做起“乌龟”来，所谓明哲保身嘛。

　　2003年是社会仇富心态集中爆发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掌门人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同乡枪杀；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商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此类事件令有关部门非常震惊。《中华工商时报》引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年初的一项调查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过，直到现在，贫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别是最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鸿沟越来越大。以至于香港知名报人林行止也于今年年中宣布，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他不愿再做盲目的市场信徒，他声称中国只有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之间平衡发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对政商关系边界难以把握精准，是民营企业家的另一件头疼事。十年间这一群体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