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辛鸣：农村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打破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新格局。统筹城乡的工作其实一直在做，之前中央也布置了很多试点，比如在重庆和成都启动“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比如，此前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放开户籍制度，还有，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由于目前农村的现状和形成一体化新格局的需要，今后国家财政应该会进一步向农村倾斜，当然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保证倾斜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于建嵘：短时间内，改变中国户籍制度不现实，意义也不大，最重要的是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权利，如何与城市居民实现对等。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对处于弱势的农民进行保护，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在财政安排上和社会保障方面予以倾斜，更重要的是，要让农民有利益表达和自我维护的能力。

　　夏业良：1978年的三中全会在于思想的解放，突破了思想的禁忌，国家放权让利。这次三中全会，已经过了三十年了，我们还要放什么呢？生产要素还要继续地放，要更加开放流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我们的劳动力流动是不是足够的充分？要取消一切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包括户口方面的障碍，以及升学就业、医疗保障等各种障碍。以后不要有所谓农民工这样的称呼，凡是在工厂工作的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工人，没有这样身份上的歧视，实现劳动力要素的全面的流通。

　　非常背景下的“三中全会”

　　周天勇：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一般是在每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但毫无疑问，作为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即中国与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将会进入三中全会的视野。

　　同时，农业经济在中国经济中仍起基础性作用，农产品价格是基础性价格，是稳定物价水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叶笃初：虽然没有说有新的议程出现，但是对现在的经济形势，在党内要有基本的认识和判断，这在各级官员中是非常急切的，最近官媒在这方面的声音都是逐渐的加强，我相信这次三中全会会适应这个变化和党内外的期待做出反应。

　　夏业良：中国经济目前整体上来讲，实体经济是向好的，前景是好的，前半年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下半年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以后，水平明显地下降了。现在担心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较快，因为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确保消费能力以及就业能力。虚拟经济即股市潜伏着危机，如果解决得好可以消除隐患。

　　农村问题其实影响到房地产问题，最近几年一方面房价涨得很厉害，一方面土地供给又存在很多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跟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在于有土地的制约，以及拥有房产的时间很短，从1995年起私人才能拥有房产，短短的13年，所以需求很旺盛，而供给很有限，国家支配土地，从而产生了供给矛盾，房屋供给矛盾根源于土地供求矛盾。

　　目前三中全会背景下对中国经济有个较为清晰的判断是，虽然有外部经济的影响和压力，但是我们本身还没有到一个糟糕的状态，目前经济还是良性的，最近两年内中国经济自身不会有问题，有些小的问题需要调整，但是基本面是好的。而最大的压力是来自进一步发展的压力，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其实都是有的，以及就业的压力，但是这些都是长期的矛盾。

　　这次三中全会，如果政府在一批人的要求下出台一些类似于救市的措施，我觉得这样做可能是错误的，我是反对救房地产市场这类说法的。房地产不是靠救市的措施，而是靠解决生产要素全面流通的问题，这才是根本出路，而且从根本上也解决了“三农问题”。

　　辛鸣：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而且这一段时间来中国在国际市场采购铁矿石和原油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指望将来靠国际市场来养活中国人。但是低水平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已经很难使得农村经济大发展，加之我们的耕地客观在减少。如何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保证粮食的增产，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将会重点推动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保证粮食安全。

　　夏业良：前三十年改革是政府推动的，政府顺应了民意，但是今后三十年改革的主题应该体现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由公民社会主导改革。

　　我们期望三中全会出台一些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重大政策，决策层应该考虑到改革的动力正在衰减，要想推动改革的车轮继续前进，需要新的动力，而新的动力不是空想的，而是看国民最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放开就是最英明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