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家公共财产？”对于助辩人的申辩，调查人一一反驳。担任调查人的望城县纪委干部罗光明说：“公共财产不仅包括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还包括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输中的私人财产。车主所缴的因暂时无法足额交纳而不能开票的养路费、运管费、罚没款由交管站作为暂押款予以收取也应认真进行登记造册，并妥善管理，一旦发生丢失、损毁，还负有赔偿责任，更不用说对其私分了。”

　　“助辩人所提出的私分行为并非个人意志，而属集体行为也是不成立的。”罗光明说，作为该站一把手，职工虽有要求，但是决策权在他手中。

　　助辩人与调查人的交锋，令旁听席上的人频频点头。参加观摩的长沙市纪委副书记周松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助辩人的引入成为公开审理的一大亮点。《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11条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者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其作证和辩护。”

　　周松波回忆，现场旁听的有近两百人，无一人说话、抽烟，甚至在休庭的10分钟里，旁听的人们几无离席，大家都在讨论、猜测着结果，“场面很热烈”。

　　经过陈述、问答、申辩、合议等环节，公开审理委员会建议对李强进行开除党籍、行政降级处分，这一结果当场宣读。据望城县纪委书记丁文说，县纪委常委会和监察局局长办公会最后讨论时完全采纳了审理委员会的建议。

　　曾在长沙市妇联工作的丁文对维权十分敏感，党员没开除之前都有申辩的权利，当然也可以请其他人助辩。丁文认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最大程度上保障涉嫌违纪党员的权利，是基层党内民主改革的方向。

　　据丁文介绍，为了保障审理的公正，公开审理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主审人由望城县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姚正祥担任外，还特意邀请了望城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张俊湘和望城县优化办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主任刘城作为“特邀审理员”。“最后的审理建议也是主审人和几个特邀审理员合议产生”。

　　“阳光审理”的背后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起案件在省级纪委进行过公开审理

　　“公开审理的最大阻碍是当事人是否愿意。”望城县纪委书记丁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在公开审理之前，县纪委工作人员为了征得李强同意费尽了口舌。“一开始，他不同意公开，甚至情绪上还有些抵触。”丁文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被调查人不仅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还享有愿意(不愿意)进行公开审理的权利。

　　经过多次思想工作之后，李强同意公开审理。

　　李强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丁文带着县纪委的工作人员关起门来又演练了两个晚上。9月17日，公开审理如期举行，200多名干部参加旁听。

　　“公开审理的效果令人满意。”望城县委书记黄佳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次公开审理是基层党务公开的新尝试，用“看得见的方式”化解党内矛盾、推进了党内执纪活动的公开化，对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等，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和工作载体。

　　与黄佳惠的乐观相比，长沙市纪委副书记周松波显得更加谨慎，周松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称，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能够取得多大程度上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公开的范围和级别上的突破，党员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改革者感到难以拿捏的敏感问题。

　　目前在各地，党纪案件的公开审理还处于摸索阶段，迄今为止，还没有一起案件在省级纪委进行过公开审理。

　　“望城的经验还在观察阶段，条件时机成熟将在全市推广。”周松波说，公开审理试点越往高级别越难，一来被处理干部的职级更高，本人一般不愿意公开审理，与司法程序的“一票否决”不同，一部分受到较轻党纪处分的干部很可能在相关岗位上继续工作，一旦公开，必定损及职务形象。而且，在公开审理中，对举报人、证人权利的保护，也是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周松波说，望城的尝试可能还不尽完善，但其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局部创新，而是预示出党内民主改革的发展趋势，其所传达的理念、所昭示的趋向毫无疑问是进步的和值得珍视的。★

　　(文中李强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