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阿班1926年来华，在华15年，后12年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他适逢民国多次剧变，尤其意外 获得了西安事变的独家新闻。由他提供的西安事变的侧面与细节，使历史更加鲜活丰满。

　　《纽约时报》记者笔下的西安事变

　　(美)哈雷特·阿班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即今日的上海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1936年12月某晚，我独自 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感无聊。目前，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处位于 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军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 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西安与共产党根据地之间，定期有卡车及巴士往返，运送人员与军需物资。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 核实。

　　张学良先是被逐出满洲，继而又被逐出华北，于是便赴欧考察，终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瘾，这才又返回中国。传言说， 此君行事诡异，对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执行。我当时想，传言一定不确，否则蒋介石就不会贸然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 。

　　家庭会议or重大变故？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一看时间，只有八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 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 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

　　他说：“他20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 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

　　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 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 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 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最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 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 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人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 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他说，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 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得到轰动性的独家新闻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但运气却与我无缘，此时已是晚上9点，正好是纽约的上午9点。《 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可惜，可惜！但是，时报还有一招，可通过霓虹灯字幕，发布这则轰动性的快报。那时离灯火管 制尚远，时代广场的旧建筑外夜以继日地亮着灯牌，不断跳动着各种文字。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稿，每10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 室与电报局之间。向纽约发了总共500多字的一则则快讯后，我终于稍作停歇，点燃了一支烟。

　　接下来的两周好戏连连，结果则皆大欢喜，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最好的结局，对中国，这也是幸事。宋子文与端纳冒着 极大生命危险，飞抵西安。蒋夫人也体现出非比寻常的英雄主义气概，飞往西安，参加一场场谈判。最终，不仅总司令获无条 件释放，而且由事件的主谋张学良亲自陪同，凯旋般飞回南京。

　　蒋介石自述当时情形

　　1937年年初，蒋夫人对我说，她正根据其自身经历，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其中涉及她如何参与谈判，争取丈夫获 释。该书的手稿将以招标方式出售，由出价最高者获得，收入则拨入一项信托基金，其收益专用于总司令卫队被害成员遗孤之 教育。于是，我电告《纽约时报》，说该手稿正在寻找买家。回电指示我代表北美报业联盟竞买。最后，我以1.2万美元的 价格购得此稿，当时，这笔钱约合4万中国货币。

　　夫人所写的非凡手稿，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被囚期间，认真阅读《圣经》，并在那段艰险的时期，加深了对基督教的信 心。读到这些，我不禁想知道，对蒋介石这种人，基督教到底意义何在。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点缀着古老寺庙，他们在西湖 边有栋度假别墅。一次，我去做客，趁机绕着圈子探听西安事变的情形。蒋介石在我的引导下，终于滔滔不绝起来，讲述起一 段极不寻常的故事。他的话，由蒋夫人替我翻成了英语：

　　我睡在华清池北面的一栋房子里，紧靠着后墙。凌晨4点左右，我被南面院子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卫队 人数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来行刺。

　　我不喜欢穿整套的睡衣裤，睡觉时爱穿你们美国人说的那种老式长睡袍。被吵醒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衣 服，直接蹬上一双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绸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为是冬天，早晨天还是黑的。我朝着北面的围 墙跑去，拼命爬了上去。爬到墙顶后，我就两手抓住墙的边缘，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为也就八九 英尺高，谁知墙的北面外是条护城河，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点没有准备。

　　我跌进护城河底，身上全剐破了，撞得也很厉害，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脚并用，从沟里爬了出来 。地面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冷得刺骨。到处都是一摊摊未化的积雪。

　　我慢慢爬到了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渐渐变白了，我到处找地方躲，却是徒劳，周围连藏身的树丛都没有。华清 池里还在战斗，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会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的绝望。

　　接着，我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 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会把我引往安全之 地。我跟着它们，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 正好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不久，叛军恢复了秩序和军纪。它们在大石下发现了我，没有杀我，也没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华清池。后来， 他们又把我带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来。

　　在西安，总司令被关押在张学良的总部。他不吃饭，不喝水。尽管伤得不轻，饱受折磨，却将医生拒之门外。对劫持 者提供的服务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绝，只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送来了一本《圣经》。他汤也不喝，被套床单不许人来换，澡 也不洗。被抓的头几天，他不与劫持者说话，不进行任何谈判。醒来的时候，只一门心思阅读《圣经》。直到几天后蒋夫人乘 飞机抵达，这一切才告改变。

　　(摘自《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