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本义：1961年8月出生的朝鲜族人，父亲是专业小号演奏员。14岁时开始学习吹小号，1984年和另外6位音乐人成立乐队“七合板”，同年出版个人第一张流行音乐唱片《浪子归》。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音乐会上，登台演唱《一无所有》，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的发轫之作。1987年推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随后有《解决》、《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相继问世，2005年推出《给你一点颜色》。

　　●延伸：摇滚乐在西方作为乡村音乐和节奏蓝调互相融合的产物，进入中国正是在和改革开放同步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先是由聚集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和在餐馆唱歌的歌手翻唱西方摇滚歌曲，而中国人真正借助这种西方的音乐样式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则属于崔健，他从一个小号手和流行歌手转变为操起吉他直抒胸臆、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诉求的摇滚歌手，更引发了许多青年的崇拜追随，因而被尊称为“中国摇滚教父”。

　　正如同许多人对中国摇滚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崔健时代”一样，许多人对崔健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一无所有》时代”，正因为《一无所有》的石破天惊，让世人认识了崔健，也认识了中国摇滚乐。据称在当时的百名歌星纪念国际和平音乐会上，在众多流行歌手纷纷演唱之后，崔健穿了一件颇像清代长褂的衣服，身背一把破吉他，两个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音乐响起，他用破锣嗓子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台下顿时变得静悄悄的。歌曲结束，在观众回过神来后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

　　《一无所有》在当时不啻为一声惊雷，诞生出“我”的概念并立即开始在当时的青年心中激荡，因为在长久的革命歌曲和“红色经典”中，“我”的个人主体是被忽视的，“我”只是一个集体性的归属，而正是《一无所有》中的“问个不休”的“我”才宣告了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从而让一种淳朴自然的个人表达找到突破口。自此，崔健个人也开始了他摇滚的“新长征之路”，同时也成为中国摇滚事业的一剂催化剂，在他的引导下，相当一批正处于青春困惑期，对社会持有批判眼光的青年人也投身摇滚，开始尝试着用摇滚特有的节奏与主张阐述自己的爱情与社会理想。

　　崔健的另一个社会意义也在于他的“红色情结”，这不仅仅在于他在演出中喜欢穿旧军装，直到现在戴的帽子上也有一颗红星，从1991年《解决》唱片中的《一块红布》到《红旗下的蛋》再到2005年《给你一点颜色》中的《红先生》，崔健一直像一个精神遗民，就连王朔都曾表示说崔健在《一块红布》用一首歌写出了一本书才能表达的内容，表达了整整一代60年代生人的精神追求和幻灭的历程。而与同时代的王朔等人习惯调侃和反讽不同，崔健一直严肃并且执着地坚持着自己自由自信自然的个人信条和政治情愫；与同一辈的孙国庆、臧天朔等人逐渐转向流行音乐和娱乐产业相比，崔健一直奉行着自己的音乐本位和社会批判；再与唐朝、黑豹等同时期的摇滚乐队相比，崔健作为“当今中国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乐评人李皖语)一直沿袭着自己在摇滚乐领域的进步和健康形象。

　　因为崔健的存在，中国摇滚乐在流行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中的影响才得以进一步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包括他创作的歌词《一块红布》和《这儿的空间》被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收入《二十世纪文学经典》，而他和“第六代”导演张元合作的《北京杂种》也成为中国新生代实验电影的代表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崔健多次代表中国到伦敦、柏林、东京等外国城市演出，而因为与国外流行音乐的交流日益增多，崔健从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开始，出于对黑人音乐和电子乐的衷爱而逐渐脱离中国歌迷的音乐欣赏口味，但他在2002年发起的“真唱运动”还是对流行音乐起到了净化作用。只是到新世纪的崔健越来越钟情节奏，在身体和灵魂的沉重中无法再激起大众狂欢，“崔健”的现实意义更多成为一种怀旧和集体回忆，但他本身既是一个时代的破坏者同时更是新时代的建设者，并且他一直是这个贫乏时代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