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怀特·帕金斯(DwightPerkins)

　　两个最大挑战，或者说，可能的两大挑战的一些思考。一个是生产率将来能不能更好地维持下去，以至于未来20年中国还可以保持8%以上的经济成长率，第二个就是我们怎样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城乡的移民和城市化这样一个进程

　　关于中国的将来有两个基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同时也关系中国的现状，是中国继续前进的两大挑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否保持高速增长？换个方式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中国能否满足保持高速增长的一系列条件以及保持多久。我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部分的内容将关注经济发展中主要的经济结构转换——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目前在中国已经处理得很好，但有可能在将来的20年发展到不可预期的水平。我将重点讨论这个方面的主要挑战和问题。

　　未来20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将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如果我们用先前这个方法分析，我们需要去预测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形成速度。我将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

　　这种分析的一些步骤已经很简单。首先来估计资本形成。在如今的中国，投资和资本形成的速度已经很高。问题是这个速度将来要下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的投资机会，所以储蓄总会转化为投资。有两种储蓄来源比较难分析：一种是企业储蓄，另一种是政府储蓄。我们假设这两种储蓄保持与今天大体相同的水平，真正的问题是家庭储蓄会怎样变化。

　　正如你们所知，如今中国家庭储蓄率很高。但储蓄率这么高主要是为养老，同时抚养孩子和赡养父母。但是高储蓄率只有当依赖比例高——即一个经济体中工作的人数与不工作的人数的比例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一旦这个比例下降了，储蓄率也会下降。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到某个时点，会出现很多老人，劳动力也会短缺。问题是：什么时候这个比例会下降？这是不是将来迟早会发生的？我的回答是这将发生在至少20年以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还是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生育潮中出生的。

　　所以这个依赖比例还是会保持20到25年；一旦过了20到25年，就会下降；到了2035和2045年之后，还会下降到低点，这时中国就会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现在不会发生，所以这是基本的提示：中国的储蓄和投资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水平。

　　劳动力则比较好预测，因为那时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出生了。所以我们只要加上多少会在学校诸如此类的假设。在这类的估计中，应当考虑劳动力的质量——通常指教育情况。我们假设中国的教育会和日本的相同发展阶段的情况类似，比如说完成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

　　但是即便这样做，劳动力增加的最低速度也只有先前的一半。所以把教育考虑进来，并没有增加多少劳动力的供给。现在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真正巨大的作用已经发生在过去。所以教育并不会对劳动力的增长产生太多作用。

　　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有点不同的问题。现在我们有劳动力的低增长和持续的投资的高增长。但一切都还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所以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会怎样变化？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同时指向不同的方向，因此我们尝试估计当中国为保持9%经济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多少。估算一下可发现，为了保持9%的增长，中国不得不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现在快得多。

　　观察中国经济至今的表现，至少在生产率方面有三个大爆发。1979~1984年期间的农村改革，使当时已经松散的生产力极大的迸发；接下来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工业化带来生产力的又一解放；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进入中国的开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又有一波FDI进入的高潮。

　　但是早期的改革某种程度上说比后来的改革容易进行。早期的改革是摆脱旧的体系，主要是发生在家庭农业，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基本上只要抛弃旧的直接与农业相关的体系。

　　摆脱冗繁的计划，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比较容易。所以现在回答前面的问题：在已知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次剧烈增长很难实现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达到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6%的经济增长率需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3%，这完全在中国的能力范围之内。

　　所以，问题就变成，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9%中的哪个值？我们不可能达到9%，如果你相信这个论断。不过至少6%。当然，我把政治动乱和战争等等事情抛在一边。其次这个论断认为9%的增长速度不可能保持到20年之后，但也有可能保持在10年、或者10年之内。

　　中国必须继续制度方面的改革

　　我们已经论证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快速增长。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某种提高。我想举一些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并设想中国这样做了之后会怎样。一个好的例子和金融有关。

　　一些年以前，人们喜欢写书和文章，批判中国槽糕的金融体系。官方的坏账率是25%，非官方估计是40%，这意味着中国的银行足够破产好几回了。人们说这将导致大危机；但好些方面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危机不会发生。最关键在于，中国经过一段时间使得坏债率逐渐下降。你可能不相信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字是5%。这是一场平稳的战斗，顺利地把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从政策制定者手里的工具，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这个问题，渐渐地，政府就做对了。这让我想起了温斯顿·丘吉尔形容美国人的一句话。他说，“美国人一般都会做对——当他们把所有的错误都犯过了之后。 ”我并不是说中国在做对事情之前，尝试过所有的错误，但是当你向前看，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金融部门似乎能逐渐自立。

　　那么政府部门急切需要做什么来提高效率，以便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达到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你真正需要做的是让政府摆脱一大堆政策决定。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理想的模式是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和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这些转型经济有大量的政府参与，是高度的干预经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为那是低效率的方式。有许多理由摈弃干预经济。一个高度干预的经济体系要做的事情包括以权威的方式向政府官员下达各种经济指令。这给了政府官员无数腐败的机会。

　　我出生在芝加哥，在波士顿度过我的生活，这是美国最腐败的两个城市。有时候计划使用20亿美元，结果使用了1 50亿美元。这事实上不是腐败，只是不完全竞争。但是你们要做的是使政府远离这些决策，比如说破产的问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该由政府——政府部门的管理者或者总统决定哪家银行破产，而应该由借贷双方决定。贷方对借方说，“如果你不还清欠款，我们就强制宣告你破产！”借方要保护自己，因为法律会监管这个过程。谁来强制执行法律呢？就要通过法律和监管体系。一般在美国是法律体系发挥作用。但要是法律体系能够在这种问题上发挥强制力，必须使法庭有完全的职权和充分的独立性。不仅中国在这方面存在问题，1997~1998年经济危机时的韩国，没有法庭能够处理这类破产的案件，韩国需要至少四五万的律师来面对这一现象，而实际上总共只拥有大概四五千名律师。中国需要在商业领域建立强大的法律体系，并在其他事务上放任市场自由处置。

　　所以中国的挑战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当然这要比15年前好多了，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问题在于，中国需要逐步前进。当你考虑到中国的规模的时候，经济体系的压力就变得十分复杂，要让地方听到中央的声音，也要让中央听到各个省省会的声音，听到上海的声音……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体系，需要一个地方分权的市场，来使得大部分问题显露出来。

　　我举这一例子，是为了说明，中国必须继续制度方面的改革，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

　　中国擅于这一改革，它正逐步改革市场经济制度，但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想在一两年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几乎不可能；但可以用十年或者十五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来解决这些问题。

　　超过4亿人口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当经济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同时会发生什么呢？我接下来只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基本上，经济增长的同时将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结构转变。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农村移民。首先，让我来举例看看中国接下来面临哪些结构变迁。使用中国的城市化指标不能准确告诉我们农村迁移人口的变化，所以我用“农业就业人口”指标来告诉大家发生在农业的变化，这样我们会对未来二十年总量的变化有所了解，我想花点时间谈谈其中的含义。

　　看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的表现，农业劳动力从1950年到2000年发生的变化。基本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在20年内从50%下降到10% 。这一转变会带来城市人口比例从40%左右上升到70%以上。如果中国遵循东亚国家的模式，这实质上展现了中国未来二十年将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超过4亿人口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现在问题是这步城市化的巨大跳跃将怎样发生。城市化会带来许多问题，我非常关注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独生子女政策带来城市本身人口的负增长或停滞，几乎所有城市化率的增加都源于农村移民。目前大概有2.5亿人离开农业，其中大部分来到城市，少部分呆在乡村。但如果看看现今的体系，再想想4亿人口增加会给这个系统带来的后果，这就是我所关注的问题。某日我在北大和一群学者、政府官员开会，他们认为现在的体系有点问题；前些天我和北京两个开发商一起吃晚饭，他们也认识到我所关注的问题。

　　核心问题是户口，也就是户籍制度。韩国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农村居民不享用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他们不能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上学，无法支付城市的卫生体系，没有办法承担城市住房。那么他们住哪里？我不知道答案。孩子留在农村，远离父母，基本上没有父亲的关照，这在中国的农村相当普遍。这就是这个体系现在运作的情况。我认为这个体系运作情况可能不像某些人想象得那么糟糕，因为许多城市近郊的农民还是愿意离开农村到城市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找到工作，居住在类似拉丁美洲的贫民窟里。

　　现在北京政府意识到这一歧视，户口政策正在变化。逐渐明朗的是政府和居民是否合作或者是否试图保持这一非正式的歧视。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000元，最多1500元一个月。这些钱尽管比在农村挣得多，但也干不了什么事情。这就是问题。

　　政府给农民工提供住房

　　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把家人带在身边主要原因是没有地方住，他们没办法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和其他三四个工人一起住。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除了窝棚，没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那么当4亿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进城的时候，中国将有布满窝棚的城市。那如果政府提供住房呢？这样的成本是多少？

　　这样的住房要在农民工的支付范围之内，所以会是最低价格，同时我认为这样的一套住房供一家四口居住较为适宜。假设一家四口有一百平方米的住房。这是不错的住宿条件。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到这里来，去一位教授家吃晚饭，他家大概也就 25到30平方米。所以这样的住房对农村移民而言，应该是不错的。但我不打算把住房给他们，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如果以每平方米1729元，那么一套房子大概18万元人民币，没有农民支付得起这样的价格。所以，他们一定要得到补助。但如果政府为他们支付这笔钱呢？

　　我假设有1.5亿家庭，那么总的成本是27万亿，大概4万亿美元。这是不是超出了中国的能力呢？这比中国现在的GDP要大些，但我讨论的是20年以后的事情。每年分担1.5万亿人民币，最终可能不需要这么大额的支出，因为有些人现在有住房，有些人最终会有。所以我们讨论的是每年1万亿人民币，GDP的3%或4%。中国已经投资了太多，没有理由再投资另外45个百分点。中国需要增加消费，住房可以被看作投资或者消费。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宏观上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

　　有没有先例？新加坡和香港都曾经非常成功地做过类似的事情，都是很好的榜样。但人们总是立即忽视我的这一建议。

　　香港基本上原来都是半山腰的窝棚。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每个住在窝棚里的人都搬到公共住房，窝棚消失了。公共住房的条件不是非常好，由巨大的混凝土块构成，但他们有自来水，有做饭的地方和洗手间等等。这比原来居住的条件好多了，不会着火，也不会被洪水冲走。新加坡没有类似香港50年代的移民问题，但它在政治上要保证人民行为的尊严，所以基本上把所有的穷人都安置在公共住房里。在这两个地区，每隔一段时间，公共住房的质量都会稳步提高。

　　人们忽视这一问题，认为中国内地无法完成的原因有两个。其一，香港和新加坡都比较小。

　　但如果我们把中国要做的事情和中国的规模相比较，中国就没有那么大了。唯一可以和中国比较大小的国家是印度，尽管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比较。中国内地或许抵得上100个或者50个新加坡、香港，这又怎样？这就是中国的天性，什么问题到中国都显得大。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其二，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富裕的经济体。但是新加坡和香港的19世纪60年代的人均收入和今天的中国内地差不多。他们并不更富有，我们都在同一水平上。当他们变得富有的时候，住房的质量就开始提高，这也将发生在中国内地。

　　真正的问题是：政府必须把这类资源放在支持公共住房的人手中，并不需要大幅度提高税收，可以从银行贷款。这能解决我前面提到的低消费的问题。中国接下来打算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而依靠国内需求，而这些都是国内的需求。这些都是水泥、钢材和劳动力的国内需求。这是中国的一大挑战。

　　如果不这样做，会怎样呢？会有4亿农民从其他省份赶到城市，更别提二三十甚至五十公里以内近郊的农民。城市里会到处是窝棚。我觉得真正的挑战是这些人口的“远途客运”。不管是否如麦肯锡报告说的那样是6000万人进城市还是3 000万，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将付出很高的代价。这现在还在中国的能力之内，这些事情发生的机制现在不存在，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融资、处理好这一问题。这不是一个单一市场，需要大量资助。

　　以上是我关于两个最大挑战，或者说，可能的两大挑战的一些思考。一个是生产率将来能不能更好的维持下去，以至于未来20年中国还可以保持8%以上的经济成长率，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城乡的移民和城市化这样一个进程。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慢慢就会缩小，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加以关注。-

　　(本文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大型周年公开系列讲座”之一，作者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本刊获得授权独家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