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上访者大多背负着太多的辛酸与无奈。

　　柳光美凄凉无助：我雇了两个护工抬着去北京！

　　崔喜良气愤难平：11年了，群众访来访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开会议来议去，问题哪来哪去。

　　王梅如是比喻：儿子有问题了，你得找爹吧，市里是爹；爹不管就得找爷爷吧，省里是爷爷；爷爷不管你就得找太爷爷吧，中央就是太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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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安局错案赔偿问题上访32年的鞠玉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上访32年，进京1015次，一个女人，最好的30年已经耗没了。”

　　6月30日，在北京上访的鞠玉琴接到通知：“市长要见你。”鞠玉琴不敢相信，“这么多年他们就骗我。”7月1 日，鞠玉琴见到了哈尔滨市的一位副市长以及公安局长，“大姐，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一番话让鞠老太太感动万分，她哭得一塌糊涂。经过领导的多次协调，商定走“救助”这条路。

　　9月10日，鞠玉琴冒雨来到信访学校，她拎着鞋子，光着脚丫趟过信访学校大门前的积水洼，她是前来协商救助金额的。

　　鞠玉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公安和检察院互相扯皮，后来政法委承担公检两家的过错，不让我提什么诉求了，给我点儿钱就算了。答应救助我66万元。”

　　而今，鞠玉琴知道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了，因错案而发生的治伤和上访费用已超过100万元。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那些曾经诬陷过她丈夫的人，那些有意无意办理错案的执法者，不会受到追究了。

　　据了解，救助是信访部门息访的一种常用方法。然而，接受救助者却大多疑虑重重，他们在经过与政府部门讨价还价的博弈之后，不得不签订一份协议书。

　　9月12日，打算接受救助的宋平(化名)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分局让她签订一份意向性协议，之后会为其提供14万元的“救助补偿款”。他犹豫之后，没有签字。

　　宋平担忧地说：“一起纠集多人报复行凶的刑事案件，主要罪犯却被鉴定成‘精神病’而逍遥法外，我现在天天担心她再来砍我，反正精神病砍人也不用负责。”

　　让宋平担心的远不止这些。一旦在协议上签了字，就要接受现实，而这些补偿救助与治伤花费的30多万元相差甚远。

　　一位与宋平是邻居的警官，在南岗分局门口遇到宋平，劝了句：“钱先拿着吧。”宋平忧虑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签了字，拿了钱，就不能追究责任了，要是再去上访，他们肯定劳教我。”

　　晚些时候，本刊记者再次见到宋平，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车票，诡秘地说：“我还得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