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它不够全面的问题。众所周知，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而且也是我们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权力机关的高度民主和国家行政机关的高度集权充分贯彻和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权力机关的高度民主，确保了它所制定的法律、政策的公平与正义；行政机关的高度集权确保了法律、政策贯彻执行中的责任和效率。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毛泽东把这种体制称作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而前述的阐释显然没有涵盖和揭示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在国家政权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意义，所以说它是不全面的。

　　其次说它不够准确的问题。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宪法和党章的法规上说，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都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1. 领导权或管理权均由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2. 决定重大问题时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方式办事；3. 选举人有权弹劾罢免领导者。这三个方面是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集体领导的具体表现和标志。而前述关于民主集中制“民主”的阐释显然过于原则和抽象。党员和群众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固然可以说是民主，但这仅仅是领导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民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如果把开会讨论问题允许代表、委员充分表达意愿和主张当作民主，将“一把手”拍板决策作为集中，把两者相加等同于民主集中制，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其错误在于它把民主的某些外在表现形式混同于和等同于了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内在实质，从而把民主集中制引入了误区。

　　再次说它的危害与影响。把党员和群众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等同于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把民主的形式混同和等同于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实质，根源于有些同志把毛泽东的“民主其实就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的思想观点片面化了。这种思想和观点曾给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造成过严重的伤害。“文化大革命”是用广泛民主的形式掩盖高度集权的实质的典型例证，是民主手段论导致的严重恶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了，但民主手段论的思想观念却未得到应予的清理。时至今日，在各级党委和人大的领导工作中，家长制作风仍盛行不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就是为了集思广益吗？

　　对民主集中制中“民主”的误解和误导之二：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集思广益，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我认为，这种思想观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把它作为民主集中制民主的主要功能和目的甚至是唯一功能和目的则大有问题。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分析，民主集中制“民主”的主要功能和目的不应是集思广益。一般来说，民主的功能和目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集思广益，集中群众的智慧。即指领导者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集中起群众的智慧和经验，然后选择“正确”意见做出决定；二是利益协调，平衡人群间的关系。即指领导集体中各个方面、各种利益群体的代表在一起，就有关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和协商，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方式做出决定。集思广益方法与利益协调机制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他们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而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差别在于，两者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完全不同，前者追求和强调的是决策结果的正确，后者追求和强调的是决策结果的公平；前者属于认识论哲学的范畴，后者则属政治学、社会学的范畴。显然，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应当是后者，而不能是前者；主要应当是协调和平衡利益的制度机制，而不能仅仅把它当作集思广益的渠道和方法。

　　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认为：人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但人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则无差别。“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绝对尊重你的权利。”这便是平等、自由和民主。因此，各个代表、各代表团在人大会议上反映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利益群体的意愿和意见，就没有对错之说，就不受法律的追究。

　　理论和规则虽明白无误，但实践往往与之相距甚远。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党内产生和存在的不同意见不是以平等讨论多数决定的方法解决之，而是以权力论是非，谁拥有绝对的权力谁就拥有绝对的真理，一个人的思想代替了所有人的思考。对不同意见者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关押批斗。权力与真理结合，使特权取代了平等，专制取代了民主。这是历史的教训。在现实生活中，此类性质的问题仍不鲜见。实践中这些问题的产生和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民主”内涵和实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为此，我们应从思想上理论上切实弄清说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把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更好地健全完善起来，真正地贯彻落实下去，才能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不以领导者思想意志的转变而转变。(韩光宇/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