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3个月到数年是心理卫生问题高发期，在经历早期的迷惘期和随后由于求援人员众多形成的“人道期”后，灾害发生数月，媒体关注度减弱，救援者及救援物资减少，灾民开始进入“低潮期”，会感到孤独、无奈、幻灭，甚至出现自杀现象，自杀的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生前很多症状就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董玉飞震后5个月自杀

　　早报特派记者 徐益平 发自四川青川、平武

　　听到董玉飞自杀的消息后，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杭州建德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王坚平发出一声长叹。

　　10月3日，四川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家中用绳索结束了自己40岁的生命，成为震后北川首位轻生的政府官员。根据县委宣传部10日公布的说明，董玉飞之所以自杀，除在地震中因爱子遇难而遭受沉重打击、工作压力大外，还因为生前曾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如果早一点注意到这些问题，并进行心理辅导、干预，也许这一幕悲剧可以避免。”王坚平对早报记者说。

　　从10月4日起，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辗转于广元市的青川县和绵阳市的平武县，对四川地震重灾区进行了为期1周的回访，王坚平任副组长。汶川5·12地震发生后，这支队伍曾受卫生部的委派、以“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名义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此次回访是大地震5个月后，国内心理学界首次对灾区进行大规模回访，早报记者全程进行跟踪采访。

　　通过调查发现潜在自杀群体并进行心理干预，曾被专家组列为此次回访的重点工作之一。董玉飞之死让他们意识到，由心理疾病引起的自杀风险已逼近灾区。

　　“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受灾人群提供心理援助和干预，以及灾后心理重建已迫在眉睫。”专家组组长、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王义强说。

　　“灾民的痛苦由显性变成隐性”

　　与地震前比，灾民的家庭矛盾明显上升；存在对任何事情欠缺信任的情绪

　　夜幕降临，刘秀碧又一次从活动板房里搬出烧烤家什。

　　离她居住的青川县关庄寺坝居民集中安置区不远处，关庄镇初级中学已开始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晚自习。等下课铃一响，学生们就会把她的烧烤摊围得严严实实。

　　“只有跟小孩子打交道，我才能忘了这一切。”刘秀碧对早报记者笑了笑，解释着卖烧烤的原因。

　　刘秀碧所说的“这一切”，是指遇难的女儿。大地震不仅吞没了她在青川石坝镇中心村的家，也让她永远失去了引以为豪的15岁的大女儿刘逍林。

　　“如果没死，她现在已经念初三了———学习很好，几乎年年都是全班第一，也很懂事。”刘秀碧说，所以，一想起在关庄初级中学念初一的小女儿不听话、成绩跟不上，“我就心烦”。

　　从表面看，除了面容有些憔悴，刘与普通母亲没什么区别：为生活操劳、为子女的学业担忧。

　　“但事实上，她并没有摆脱心灵深处的痛苦，记忆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唤醒，比如反复浮现地震时的悲惨场面，汽车开过时总觉得是地震了。”在与刘秀碧长时间聊天后，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成员、绍兴第七人民医院医师梁胜林说。

　　失眠、抑郁、焦虑、恐惧、经常深陷痛苦，已是游荡在灾区的一个个幽灵，悄悄影响和改变着灾民的生活。

　　青川竹园镇黄沙坝安置点猛虎社区的板房群里居住着700多位灾民，主要来自红光、马公、房石等6个重灾乡镇。据社区群众工作站站长侯发明介绍，社区分4个组，1、2、3组住户的家属死亡率在50%左右，第4组只有1户家中有亲属死亡。

　　专家组调查发现，家属死亡率高的前3组，几乎无人外出打工。而第4组，据组长陈朝彦介绍，青壮年基本已出去打工。

　　“能回老家重建的基本回去了，留下的都是无土地、无收入、无生产资料的灾民，他们担心一旦外出打工会享受不到政策，以后分不到土地、房屋，居无定所，没有稳定感。”侯发明说。猛虎社区二组组长程步强说，大家想得最多的是以后两年的日子不好过，很多居民反映，“地震后，很怕大灾难发生———即便外出打工，说不定也会遇上台风、海啸。”

　　地震的打击越沉重，外出打工的人数越少———这一现象，同样反映于专家组走访过的关庄寺坝居民集中安置区、竹园镇黄沙坝安置点渔水社区。“这符合心理卫生规律，亲属伤亡与否以及是否存在重度财产损失，与灾民过度焦虑情绪显著相关。”专家组成员、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所所长曹日芳说。

　　专家组还发现：与地震前比，灾民的家庭矛盾明显上升；存在对任何事情欠缺信任的情绪；一些灾民对前途感到渺茫、绝望。

　　“灾民的痛苦在地震初始是显性的，现在已变成隐性的了。”专家组组长、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王义强说，“悲伤埋在心底，却又反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