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已新鲜出炉，睁大眼睛，仍是一个68岁的欧洲老头折桂。此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该奖项就基本是欧洲人包打天下，这很使部分翘首以盼的中国人，包括西海岸的美国人十分不爽。但我绝没料到，中国的媒体和作家们在遭受瑞典文学院的屡屡暴打之后，这次却能如此平静，像隔岸观火，是别人撩骚、与卿无关似的。

　　俗话说因爱成恨，又似乎不是这回事儿。我一直觉得，中国的诺贝尔情结还不能够算是“爱”，至多算一大群看客在看别人赶集，有卖羊毛的，卖狗皮的，卖珍珠贝壳的，卖海鲜的，看着看着忽然心动，心下打一激灵，何不自己也去赶赶，把羊毛狗皮等等卖出天价？于是决定趟一回深水，谁知道那诺贝尔的水是不好趟的，稍不注意就弄成了强酸，泼得脸不是脸嘴不是嘴，奈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抽身而退却不得全尸，只能硬着头皮“赶”下去，谁提防脚跟又不稳，脚底一趔趄，搞成了著名的文化事故。

　　在外界巨大压力的催逼之下，一方面许多作家痿化成诺贝尔的孙子，心里那个上蹿下跳猴急呀，似乎若不获次奖把中国羊毛狗皮卖出好价，不足以祭奠祖宗慰问亲人感谢朋友提高品位群体雄起。

　　我挺理解这种中国式的焦虑。中国人一贯这么焦虑，且只是焦虑，没办法。另一方面，因为获奖不成，群众集体不答应不依不饶，便有强人出面，对诺奖哼哼哈哈不屑一顾。记得阎连科《风雅颂》里面的杨科，不就反复审问妻子红杏出墙的细节，乐此不疲，在其中他有份自卑，最后放逐“自戕”于一群妓女的粉裙。这说明，诺奖的确挠着了中国作家的疼处，谁叫你雄起的不是正点儿，天天讲坛、讲演，互相攻讦，不宫刑才怪。

　　所以诺奖再次忘记了中国人是挺好的事儿，忘记一百年更好，得鼓掌欢呼。忘记了，让中国作家冷处理一下心头的秋燥，重新做看客，看看别人是怎么赶集的，是怎样的羊毛狗皮，是怎样讨价还价的。艺术性地说，民族的是好的，国际化的也是好的，但你得搞出一种不可替代乃至不可复制的艺术品，那时候诺贝尔不亲自找上门来也难。

　　黄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