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余敏发自北京 “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没了援助，我们更要依靠自己谋发展。”针对德、英两国日前宣布将停止对华发展援助的消息，网友“千年守候”这样表示。

　　“中国已经脱离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的发展动力很足，发展速度很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有西方国家欲停止对华发展援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肯定。”

　　“中国还未从发展中国家毕业”

　　“有西方国家欲减少或停止对华发展援助，理由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毕业，不应该再接受国际发展援助。”金灿荣分析道，“这是他们不客观的判断，从国家发展现状来看，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点，毋庸置疑。”

　　资料显示，虽然2007年中国GDP总量排到了世界的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GDP也比2002年的1132美元翻了一番还多，约合2460美元。但是这和定义发达国家标准的人均1万美元相比，相差甚远。依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中国尚处于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

　　此外，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亦是衡量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准。虽然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因为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起点低，依然面临着众多难题。

　　“现在，中国虽然发射了神六、神七，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还很贫穷。”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有近3000万的贫困人口，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达不到联合国的温饱标准，所以目前即便中国国力一天天进步、强盛，从整体来看外援还是需要的。尤其是在扶贫开发、农村建设、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外部世界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

　　向对华援助学习技术和理念

　　王小华认为，国际上提供给中国的援助，不仅包括资金，还包括了技术、经验、管理等，“这些对中国进一步发展都很有裨益”。通过对华援助项目的实施，不仅是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引进、借鉴和利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相对便宜地获得发展资源，特别是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这有利于减少我们发展的实际成本，促进可持续发展。”金灿荣说。

　　“对华援助实质性的意义更多在于理念传递。例如，对反贫困状况的关注，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农田水利建设的关注，对种子绿色革命的关注等”，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认为，“对华援助提供了开放、交流的机会，带来的是启发，技术、经验、人才比资金更重要。”

　　近年来，外国政府对我国的援助资金稳中有降，且援助领域开始向政策面转移，除环保、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外，各援助国也关注到了体制改革、法制建设等政策领域。周立表示：“战胜贫困已经不是对华援助的重点，中国需要的援助更多集中在技术创新、经验咨询领域。”

　　依靠外援同时注意自力更生

　　虽然一直强调要继续争取外援，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炯亦强调指出，有时对华外援减少也并非坏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锻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查道炯说，“长期地、过多地依靠外来援助，会滋长我们发展中的惰性，而中国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内因”。对此，金灿荣表示赞同：“我们自己内部要让公共资源利用合理，实现最大化，填补缺乏对外援助而产生的可能性空缺。”

　　不过，谈到西方国家削减对华援助造成项目资金申请困难时，中国红十字总会项目部部长余丽娜似乎已做好了策略调整：“一方面，我们将更加注意完善项目资料，讲清楚项目的双赢成效；另一方面，我们将把寻求资金支持的目光，更多投向在中国发展的跨国企业。”

　　救灾援助：敞开大门用了三十年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提及国际援助，除了政府接受的国际发展援助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救灾援助。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接受了大量国际援助，对外援打开大门，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这扇大门从关闭到半开再到完全敞开，竟然经历了三十多年。这其中，重大灾难事件往往成为重大转折点，记载了中国对待国际援助转变思想、逐步开放之路。

　　唐山大地震：对外援说“不”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记得，他是恰逢改革开放时参加的工作。那一年，他赶上了一个好时间：从1979年起，中国改变了只捐款不受援的政策，采用“有取有给”的方针，开始接受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无偿援助。

　　而此前，中国一直处在文革极“左”的思想和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文革十年里，红十字会的工作全部停止。即便有华侨想往国内捐赠些什么，也没人敢接。”王小华回忆道。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里氏7.8级的地震后，唐山，这座拥有全国百分之一产值的河北最大重工业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共24万多人丧生。在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主动表示要援助中国。

　　然而，两天后，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了国际社会的好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将“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当时很多华人华侨情绪激动，一定要捐款，但是红十字会就不收，令他们感情很受伤。”

　　四川道孚地震：第一次被动接受外援

　　改革开放后，人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观念开始有了新突破。1981年1月，四川道孚县发生6.9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收到国际红十字联合会的电传，问是否需要帮助。王小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们当时提出想要十几顶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救灾援助。结果，第二天人家就给送过来了。”

　　紧接着，在中越边境，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安顿27万名印支难民时，再次接受了国际联合会的援助。“当时，规模就比较大了，有医疗设备、价值上百万元的物资和捐款等。”王小华介绍道。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总是被动地接受国际援助，但与唐山大地震相比，已从完全拒绝走向了有限地、审慎地接受。在王小华看来，这已是质的跨越。

　　大兴安岭火灾：第一次允许申请外援

　　开放的门槛不总是一蹴而就的。经过80年代几次事件的循序渐进，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时，中国第一次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受援请求。

　　当时，中国政府不仅主动联络国际援助，而且还成立了统筹小组统一接收国外捐赠。国际社会对大兴安岭火灾也给予了高度关切，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发来慰电。

　　此后，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接受国际救灾援助中分情况表明态度的请示》，明确指出当“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30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1500万亩以上”等情形时，可“公开呼吁请求国际援助”，甚至可以“申请专项援助”。

　　华东水灾：第一次大规模呼吁外援

　　大兴安岭火灾后，1991年华东水灾进一步推动中国人走出了以往的思维模式，中国政府专门召开“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救助。

　　“我们一步步敞开大门离不开政策的开放。”王小华表示，“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一方面，你的政策透明能博得国际尊重；另一方面，号召更多的人关心灾区人民，对百姓是件好事。”

　　据王小华介绍，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历次应对灾情都非常“积极主动”，“中国的救灾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的过程，如今已是完全敞开。”（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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