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张智丽

　　□“闪闪族”、“乱泊族”等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方便，却让“上海城市公共文明指数”丢分。

　　晨报讯 晨报近日连续报道了“散花族”、“攀爬族”、“纵狗族”、“抛抛族”等申城不文明“十族”，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城市文明程度的讨论与关注。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鲍宗豪教授领衔的课题组近日完成“上海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研究，旨在用量化打分的方式，用数字来说话，营造社会舆论导向，形成城市公共文明向前发展的推动力。

　　据介绍，“上海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从环境文明、服务文明和秩序文明三大板块着手，考量上海的城市文明程度。

　　具体来说，环境文明主要是研究和测评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和街巷设施等硬件及其管理，比如路名牌、公共道路图形标志是否规范、设置合理等；服务文明则将用十大类指标来对本市的58个行业进行测评，考察其作为城市窗口的服务和管理是否到位；秩序文明重点关照的则是机场、火车站、博物馆、商场、超市等十大公共场所中，市民表现出的公共规则意识。

　　“散花族”、“攀爬族”、“纵狗族”、“抛抛族”、“闪闪族”、“乱泊族”、“私搭族”、“分贝族”、“冲锋族”、“霸车族”，鲍宗豪教授将晨报此前报道的申城不文明“十族”与“上海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提出的测评要求一一对照后说，这些行为都会给“上海城市公共文明指数”做减法。

　　“比如针对‘散花族’，在环境文明测评纬度的居住环境测评指标中，明确提到‘垃圾入箱，不高空抛物，不随地吐痰’的测评要求；再比如‘纵狗族’，同在居住环境测评指标中，有‘文明饲养宠物，不扰民’的测评要求。”鲍宗豪透露，针对那些市民反映最突出的不文明行为，课题组将加大其在测评体系中的权重。“比如狗患问题，现在十分普遍，市民意见很大，如果测评人员在社区里观察到居民‘纵狗’行为，那么这个社区的居住环境文明分将被重扣。”

　　测评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的方式来完成。“当然是以暗访的形式。目前上海有一支由1万多名市民组成的上海市民巡访团，可以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目前课题组正在根据已经确定的测评内容制订操作手册，确定每项测评标准的要求、基准值和所占权重，对巡防员进行培训后即可操作。”

　　为了保证其科学公正性，测评过程中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也就是同一批测评人员，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前往不同地区测评同一个项目。

　　最后通过数学建模，得出各个子项目的文明指数，以及综合形成的“上海城市公共文明指数”。

　　【鲍宗豪分析传统文化和不文明行为根源的关系】

　　围墙文化：素养以家为界，内外有别

　　■积极意义在于家庭观念重，弊端也就体现在忽视家外事

　　常年往返于国内外城市的鲍宗豪，深刻体会到中国城市在公共文明程度上的差距，他认为，这其中不可否认的确有传统文化的原因。

　　中国传统城市在物质形态构成上表现为对“墙”的极大关注，“墙”构成了“院”、城市（城墙）乃至国家（长城）的形态，这就形成了一种“围墙文化”。其积极意义在于家庭观念重，弊端也就体现在忽视家外事。“往往是自己家打扫干净整洁就好，出了家这个‘围墙’，好像就不关我的事了。比如‘纵狗族’，他们让宠物在自己家里规规矩矩，出了家门却随地大小便，把小区当成‘公共厕所’，这就是‘围墙文化’的消极反映。”

　　历史上西方城市是以广场为中心，人们聚集在广场上一起议政、交往，“广场文化”相对“围墙文化”就较容易培养人们的公共规则意识。

　　也正因为此，大约在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上海市民在文明素养方面，同样存在着以家为界限的“内外有别”。

　　熟人社会：与陌生人常保持距离

　　■注重自己的行为但容易表现出对他人的冷漠和自保

　　此外，“中国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熟人社会’。”鲍宗豪说。在血缘亲情生活圈子当中，非常注重自己的行为处事，使自己成为人际关系很好的一个人，也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但是一旦脱离血亲的家庭结构、家族结构，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天地，容易表现出对他人的冷漠和自保。所以有鲁迅先生说的“看客”，有毛泽东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常常在公交车上，一些乘客尽管身边站着老人或孕妇，“我自岿然不动”，但是看到有熟识的人上车，则会很热情地让出位置招呼对方过来坐。

　　言传身教：中国父母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父母自身的不文明行为会抵消学校的教育

　　“一个人文明素养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从小培养，家庭教养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鲍宗豪认为，中国的家庭在对孩子的文明教养方面是非常薄弱的，往往忽视对孩子文明习惯的培养，有时候甚至会纵容。

　　在现实生活中，升学压力的增大使父母的所有注意力基本都放在孩子的学习身上，只关心孩子考试得了几分而忽视行为素质培养的家长并不在少数。有个别家长甚至把孩子学钢琴、练毛笔字等同于文明素质的培养。

　　近年来，随着市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文明素质也在逐步提高，但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同样有着如“乱穿马路”、“乱扔垃圾”等不文明顽疾。

　　鲍宗豪因此提到，父母如果言传不足，身教又缺乏的话，其自身的不文明行为还会进一步抵消学校教育。“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孩子在学校里被教导‘不要闯红灯，不要乱穿马路’，但是他们看到的事实是，父母却是常常在闯红灯、乱穿马路。而正确的家庭教育，这两者应该是一致的。”

　　【解读数字化城市文明】

　　文明也关乎生活质量

　　“一个城市不能只有建筑，不能只有GDP等看得见的硬实力，还应该有秩序、精神、文化等看不见的软实力。 ”从事城市发展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鲍宗豪认为，“公共文明素养”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和力量。

　　鲍宗豪还提出一个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城市公共文明程度关乎市民的生活质量。早在1999年，国际生活质量协会就对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把人文环境、经济和社会环境、个人健康、工作状态、社区关系等都纳入了生活的质量体系，而市民素质是其中关键的因素。

　　“比如现在上海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可以欣赏到高端的文化演出，可是当我们正在享受一场高雅的音乐会时，场内出现手机狂响的‘分贝族’、相机猛拍的‘闪闪族’，那实在太令人扫兴，享受到的音乐会质量肯定大打折扣。 ”

　　数字成为抓文明的有效手段

　　“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原有的道德要求、标准被解构了，新的又没有完全建立好。”鲍宗豪认为，在道德“自律”暂时还有所欠缺的情况下，依靠政府管理与推动这一 “他律”手段，是提高城市公共文明程度较为有效的办法。

　　“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五讲四美’至今，20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倡导、宣传精神文明建设，但始终感觉缺乏一个相对比较有力有效的抓手，而城市文明指数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抓手。 ”

　　2005年，鲍宗豪主持完成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研究构建，依据这一测评体系中7大类119项指标，国家评选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和城区。 “由于测评体系涉及到城市文明的各方面，而且每个评价指标都有对口的责任部门，因此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以此作为工作的问责依据。”鲍宗豪认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依靠政府的组织，形成提高城市公共文明程度的推动力。

　　此外，一目了然的城市文明指数一经媒体公布，也会立即在社会上形成正面的舆论导向。记者在网上看到，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中央文明办公布了15个副省级市的公共文明指数及其排序，网民们对此议论纷纷，从自身感受和行为出发，寻找所在城市与自身文明素养方面的差距。

　　这正是鲍宗豪对上海城市公共文明指数的期待。 “有了数字，就可以对区县、场所、行业等各个分项目进行排名，这肯定会形成一种竞争的压力。对口的相关职能部门也能从各项指标中，看到文明工作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针对薄弱环节有的放矢，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城市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