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导火索：“倒灌”奶粉

　　2007年，在中国还原奶需求膨胀的刺激下，进口奶粉涨价狂潮掀起。天平顿时逆转。

　　当进口全脂奶粉的均价从2004年的1870美元/吨蹿到2007年中的3500美元时，乳制品厂商们发现，进口奶粉变得不划算了。相反，只要国内的原料奶每公斤收购价低于3.5元，过去被冷落的原料奶，如今成了最受欢迎的利润来源。而这时，国内的奶牛已被杀得所剩无几。

　　一边是奶源紧缺，另一边是许多原先用进口奶粉生产高档配方奶粉的厂家，开始在国内建设奶粉厂或委托加工。他们也加入到与液体奶厂商争夺奶源的战团。

　　一场抢奶大战由此在2007年冬季火热上演，各地奶价在2007年9月到12月份间暴涨了50%以上。乔富龙相信，疯狂的市场使“以奶站和奶贩为主体的掺杂使假到了最猖獗的地步”，因为乳品企业不得不降低收奶门槛，“那时如果哪家乳品企业坚持只收合格奶，那它就只有关门的份儿”。

　　以乳制品生产、销售、消费和肾结石病生成的周期推算，2007年冬季达到高峰的三聚氰胺掺假，在2008年8、9月间酿成危机，在时点上是吻合的。

　　那么，又为什么是三鹿成为了“首爆点”？对此，乔富龙认为，这要归“功”于今年上半年一批“倒灌”国内的出口奶粉。

　　加入2007年的抢奶大战的，还有一些国内的中小奶粉厂。他们从进口奶粉涨价潮中看到了收购国内原奶生产廉价奶粉的出口的商机。但这些以掺假原奶制造的工业奶粉，今年早些时候因质量问题接连被出口国打回头。出口无望之下，便掉头内销。而据乔富龙掌握的情况，作为配方奶粉第一大乳品企业的三鹿，正是这些“倒灌”奶粉最大的买家。

　　“倒灌”奶粉在这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可从另一侧面得到印证——当上海熊猫乳品的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后，熊猫乳品的负责人向媒体称：原料来自其他奶粉厂家。

　　重广告包装轻奶源

　　尽管进口奶粉涨价对奶业危机起到了撬动作用，但乔富龙认为，危机的真正根源，还是中国奶业传统的“乳制品企业+奶站(奶贩)+奶农”模式。

　　乔富龙从一些国内乳制品行内人士那里得知，现在各大乳企每年投入的广告费占销售额的8%以上。但大量营销支出没有花在正途上，而是投入了不该投入的地方，比如过度包装。

　　乔富龙在加拿大时看到，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奶牛产出原料奶，经过巴氏杀菌之后，鲜奶采用相对环保、通常每包1.33立升的单层塑料膜枕型百利包，而后每3包放入一个彩印的大塑袋家庭装、全程冷链、保质期14天。

　　而中国有七成以上液态奶采用了内层为铝膜、中间纸层和外层喷塑的六层复合利乐包和利乐砖包装，这被乔富龙评价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豪华包装。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液态奶产量1244.04万吨。这其中70%采用利乐包或利乐砖，每立升液态奶要比发达国家通用的单层塑膜百利包高出1元多。乔富龙据此计算，与采用单层塑膜百利包相比，中国消费者在包装上一年多花了87亿元。

　　“重广告包装轻奶源”的销售收入的分流结构，意味着消费者为牛奶支付的钱很少用到改善奶源上。

　　过去几年，一些地方曾经尝试通过奶牛小区和奶联社来加强奶源的升级——奶牛小区以公司制运作，由第三方提供场地与设备，奶农提供奶牛；而奶联社则直接注册为农联社，奶农相当于股东参与分红。

　　这种奶联社模式是乔富龙回国后率先在国内倡导的。他认为，奶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基于奶农专业合作社的产销一体化是最佳的奶业发展模式。

　　但4年下来，真正的奶联社在国内仍然少之又少。一些所谓的奶农合作社，其实奶农根本没有参与，是奶贩子换个旗号骗取政策支持，“结果把二三十万国家补贴拿走了，什么都没做”。

　　在现有模式下，奶站、乳制品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没有希望奶农联合以改进奶源的意愿。“中国乳品安全的巨大责任，实际上是由高度无组织而又最为无助的广大奶农在承担。”

　　乔富龙相信，旧模式不改，奶业扩张只不过是把风险从一个点转移到下一个点。

　　灰暗的时候，已加入加拿大籍的乔富龙会想着放弃，回到北美去。但多数时候他更期望有机会亲眼看到奶联社在中国成长起来。

　　“如果政府经过研究论证，决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奶农专业合作社乳业的发展，我甚至愿意把我的公司转化成非盈利专业化组织，并把我所拥有的‘奶牛养殖集成技术’无偿奉献给奶农和社会。”乔富龙在寄给温总理的那份报告中写道。 记者 柯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