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伟包华

　　62岁的老苏住在福州长春花园。书房里，书架挡住了半面墙，其中，半数以上都是上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说起早年买书的经历，他打了个比方：“比现在买蔡依林演唱会的票难多了。”

　　书票买的书标有“内部发行”字样

　　老苏说，“文革”刚结束那会儿，图书出版市场还没完全放开。当时福州的新华书店就在东街口，分两层。一楼是普通老百姓可以用钱买的，不过书少得可怜，除了马列和毛选之外，就剩下《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李自成》等“政治正确”的书；二楼是俗称的“内部书店”，一般市民免进，进了也白搭，那儿不收钱，而是收书票。

　　凭票买书，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那时却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事。用书票买的书，一般都有“内部发行”的字样，比如外国小说、战争和外交的参考书，甚至连后来风靡全国的《田中角荣传》，也只有一定级别的行政干部凭证件或介绍信才能买。这些书的出版前言中，往往都会有“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的话，这也算那个年代的特色吧。

　　书票大都是新华书店印的，跟现在超市的抵用券不同，上头不是标面值，而是标书名。

　　也就是说，哪个级别的单位发哪种票，哪种票买哪种书，都是规定死的，老苏当时工作的工厂不够级别，要想买书，只能托人走后门。

　　《基督山伯爵》就是这么“买”来的。这套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一共4册，共6元，那时，老苏每个月就赚40元左右。老苏说，最早听说《基督山伯爵》，是在一次出差时，听同宿舍的人谈起，心痒了，回来就四处托人买。朋友说这书太难弄，最后辗转了很多层关系，折腾了两三个月，才弄到书票。把书抱回来那天，老苏看了个通宵。

　　供求严重失衡“黄牛”就冒了出来

　　为什么不在书店看?老苏哈哈一笑，开架售书是后来的事了。改革开放之初，约有五六年的时间里，新华书店都是采用柜台售书，书店四壁摆上书架，架前透明的玻璃柜台将营业员和读者隔开。看到中意的书，就向营业员索取，不像现在的书店，有些连凳子都帮你准备好了，就是看一天也没人管你。

　　那个年代，书太少，想看书的人又太多，供求严重失衡，“黄牛”就冒了出来。那时的“黄牛”，比现在倒卖演唱会门票的“技术含量”高多了，能搞到书票的，多少都有些门路，然后转了很多手，才流入市面。

　　那时炒得最热的是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还是节译本，居然价格翻了一番，卖到十五六块，这已经是普通干部的半个月工资了，“相当于现在明星演唱会VIP座位的票价”。

　　不过这样的局面没持续多久，随着上世纪80年代文艺出版的繁荣，书票也渐渐淡出人们视线，“黄牛”自然也没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