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工作的北川干部

　　擂鼓镇原党委书记累垮了，进了医院，陈家坝乡的书记也累病了。有一名工作人员晕倒在办公桌前

　　北川干部中，董玉飞的工作状态和很多人一样。大家经常是7点钟起床，一直忙到凌晨一两点。

　　“这是北川干部目前的工作常态。”县组织部彭虹媚说。地震使很多家庭支离破碎，大家为逃避悲伤，都要求上班。“带病上岗或者伤势轻一点就要工作的人无法统计，每个单位都有。”

　　县长经大忠也不例外。面对北川2万多人遇难，自己也有多名亲人遇难的现实，经大忠说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拼命去忙。“有时候能歪在车上睡一觉，旁边的人如说我打鼾了，我就很高兴。”

　　有些人累出了毛病。原擂鼓镇党委书记李正林就是一例。北川一些干部说，后来组织了一次强制轮休，正是因李正林而起。

　　据说，7月下旬，北川一名县委副书记到擂鼓镇检查工作。李正林汇报工作时前言不搭后语，这位县委常委发现了问题，遂建议干部轮休。

　　彭虹媚说，地震前，李正林思路清晰，以点子多、反应快而闻名。地震后，很多人跟他一样，有反应迟钝的毛病。

　　县长经大忠说，8月份中旬的一天，李正林给他打电话，说当时灾民安置工作繁重，请县长去给镇上的干部鼓鼓劲。

　　当时约好了下午1点，时间快到时，李正林打电话说忙得脱不开身。改在晚上的会，经大忠发现李正林坐在那里，身子总歪向一边。第二天，经大忠再打电话时，李正林已被送到了医院。

　　10月13日，在绵阳养病的李正林发来短信：5·12到8·18，我和我的兄弟们一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近两万人的安置压力是巨大的，我们的任务是最艰巨的，但是效果也是最好的。

　　除了“累得直不起腰”外，李正林的病还来自另一重压力，他的母亲、妹妹及侄女都在地震中遇难了，而父亲此前已去世。

　　跟李正林一样累出病的，还有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而北川重建党工委办公室的敬晓梅，每天对着电脑十多小时，前段时间晕倒在办公桌前，眼睛出了毛病。

　　“疼得恼火”的病

　　董玉飞曾跟医护人员提到儿子的死，对于自己的病，他说很疼，想轻生

　　董玉飞也病倒了。

　　绵阳404医院医生孙宏说，董玉飞两个月前查出前列腺炎和尿道炎，9月23日开始住院一周治疗。

　　“他说那里很疼。”主治医生吴明辉说，董玉飞的病并不很严重，治疗了两三天，病情就有好转。得这个病的因素有很多，过度疲劳，长期憋尿等都容易诱发。

　　董玉飞住院期间，常找吴明辉询问病情，问是否严重，怎么医治等。

　　住院3天后，董玉飞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差。实习医生蓝润、潘芳说，9月26日，董情绪很不稳定，曾说“很疼，想轻生”。董还提到自己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

　　9月28日，董玉飞跟蓝润他们说，“运气很不好，疼得恼火”。

　　次日，董玉飞接到一个电话，随后离开了医院。30日，他办了出院手续。

　　跟董玉飞比较亲密的同事说，董曾打算过了春节再要一个孩子，他7月份就开始戒酒了。农办那边也准备在国庆节后给他单独备一间房，让他和妻子李曌能住在一起。

　　孙宏说董玉飞的病不会影响生育，确实很疼。注意休息并坚持治疗，也能痊愈。

　　9月25日，赵其洲曾打电话给董玉飞，要去医院探望。董说自己已出院，并无大碍，不用探视。

　　隐藏“伤痛”的董玉飞

　　董玉飞跟大家谈及北川，谈及工作，不曾提到自己的压力，朋友说他“一直撑着”

　　熟悉董玉飞的人说，他害怕给别人添麻烦，把伤痛埋得很深。

　　董玉飞离开农业局后，赵其洲主持了一段工作。他体会到了董玉飞的压力。

　　农业局死亡干部及家属共33人，赵曾与董商量，计划给每家300元钱作为慰问，但也难拿出来。

　　地震后干部职工心理状态不佳，有时会冲领导发火。“面对职工们的怨气，一边要理解安抚，一边还要让他们开展工作，不晓得该怎么办。”赵其洲说，他没有亲人伤亡，也没有董玉飞工作量大，但负责了一段局里的全面工作后，感觉“简直要疯”。赵后来被诊断出“反应性抑郁症”。

　　“他个爪娃子，太认真了，农办只有四五名员工，没有人能替他。”赵其洲认为董玉飞状况艰难。

　　7月份，北川县委县政府搬到安县旧县城安昌镇办公。董玉飞搬到农办的集体宿舍。“自从他去了农办，我们约了他几次出来吃饭，他都说没空。”

　　农业局刘姓干部说，地震后，他只跟董玉飞交谈过一次。那次是为了躲避余震，大家又住进帐篷。由董玉飞的妻子李曌邀请，董在帐篷里和大家“摆谈”一次。说些北川目前的状况，也对一些工作发表了看法。

　　他不曾谈自己的痛苦，也不跟身边人提起儿子。

　　从事组织工作的彭虹媚认为，痛苦压抑久了，要释放。她说有一次与几个姐妹聚会，平时不喝酒的女孩喝了点酒，抱头痛哭。

　　10月13日下午，50多岁的干部李桂川提及当下，眼圈立刻红了。谈了5分钟，他眼泪不停往下掉。

　　地震时李桂川被埋70多个小时，他的母亲、妻子、妹妹和妹夫都遇难了。他说他仍无法接受现实。而他目前是社会稳定办干部，要面对灾民，不断听他们倾诉。

　　李桂川跟董玉飞相熟，他说“董玉飞就一直撑着”。董玉飞的同事也说，震后没见到董有特别激动的时候。

　　“找不到归宿感”

　　年过半百突然一无所有。老干部李桂川说，地震后一件单衣穿到现在，还不知道冬天怎么办

　　到安昌后，董玉飞跟妻子李曌分开居住。他住在农办租的一套民房内，4个人住。

　　李曌和农业局职工住在一起，几间房分成男女寝室，40多人住在一起。

　　北川县委县政府搬到安昌后，那里的房子开始紧俏，好点的一居室一月租金要400元，差一点的300多元。

　　今年27岁的农业局职工肖坤，月工资750元，他说租不起房。地震时，他刚完婚两天的妻子与母亲、岳母一同遇难。他从废墟里被救出来，别人送他一件衣服，包里有一百多元。之外，他一无所有。

　　像肖坤这样的北川干部很多，大家都住在单位租的宿舍里。双职工夫妻，很多都像董玉飞夫妇那样分居。

　　北川政法委干部唐文说，目前他和妻子的交流，只能是饭后到街上一起走走。

　　李桂川说，像他这样年过半百而突然一无所有的干部，还有一大批。奋斗了几十年，房子和财产都没了。他说地震时穿一件单衣到现在，还不知道冬天该怎么办。

　　李桂川说，如果从头再来，他已力不从心。每念及此，他会落泪，说感到茫然。

　　董玉飞在地震后也变得沉默。他的同事任科伟说，董玉飞有几次把自己一人关在房间里。“而这种情况，每个同事也都发生过。”

　　任科伟说，这种茫然是“找不到归宿感”。县城新址还未选定，过着“流亡”生活，也让他们有茫然之感。

　　肖坤说，地震后他常会莫名焦虑，“不晓得这是什么状况”。他常常出神，精神不集中，白天很累，晚上还睡不着觉。“你看我眼圈，随时都是黑的。”

　　肖坤说，现在很多干部职工，看着都很正常，但两杯酒下肚，就“哭得凶得狠”。他未曾去过医院做检查，“没有钱也没有时间”。

　　县长经大忠说，地震后，亲人遇难、财产损失带来的悲痛客观存在。他身上穿的一件夹克，还是到北京开会时朋友送的。他常对干部和灾民们说，要看到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北川的帮助，劝大家不要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