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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工作的北川干部
擂鼓镇原党委书记累垮了,进了医院,陈家坝乡的书记也累病了。有一名工作人员晕倒在办公桌前
北川干部中,董玉飞的工作状态和很多人一样。大家经常是7点钟起床,一直忙到凌晨一两点。
“这是北川干部目前的工作常态。”县组织部彭虹媚说。地震使很多家庭支离破碎,大家为逃避悲伤,都要求上班。“带病上岗或者伤势轻一点就要工作的人无法统计,每个单位都有。”
县长经大忠也不例外。面对北川2万多人遇难,自己也有多名亲人遇难的现实,经大忠说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拼命去忙。“有时候能歪在车上睡一觉,旁边的人如说我打鼾了,我就很高兴。”
有些人累出了毛病。原擂鼓镇党委书记李正林就是一例。北川一些干部说,后来组织了一次强制轮休,正是因李正林而起。
据说,7月下旬,北川一名县委副书记到擂鼓镇检查工作。李正林汇报工作时前言不搭后语,这位县委常委发现了问题,遂建议干部轮休。
彭虹媚说,地震前,李正林思路清晰,以点子多、反应快而闻名。地震后,很多人跟他一样,有反应迟钝的毛病。
县长经大忠说,8月份中旬的一天,李正林给他打电话,说当时灾民安置工作繁重,请县长去给镇上的干部鼓鼓劲。
当时约好了下午1点,时间快到时,李正林打电话说忙得脱不开身。改在晚上的会,经大忠发现李正林坐在那里,身子总歪向一边。第二天,经大忠再打电话时,李正林已被送到了医院。
10月13日,在绵阳养病的李正林发来短信:5·12到8·18,我和我的兄弟们一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近两万人的安置压力是巨大的,我们的任务是最艰巨的,但是效果也是最好的。
除了“累得直不起腰”外,李正林的病还来自另一重压力,他的母亲、妹妹及侄女都在地震中遇难了,而父亲此前已去世。
跟李正林一样累出病的,还有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而北川重建党工委办公室的敬晓梅,每天对着电脑十多小时,前段时间晕倒在办公桌前,眼睛出了毛病。
“疼得恼火”的病
董玉飞曾跟医护人员提到儿子的死,对于自己的病,他说很疼,想轻生
董玉飞也病倒了。
绵阳404医院医生孙宏说,董玉飞两个月前查出前列腺炎和尿道炎,9月23日开始住院一周治疗。
“他说那里很疼。”主治医生吴明辉说,董玉飞的病并不很严重,治疗了两三天,病情就有好转。得这个病的因素有很多,过度疲劳,长期憋尿等都容易诱发。
董玉飞住院期间,常找吴明辉询问病情,问是否严重,怎么医治等。
住院3天后,董玉飞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差。实习医生蓝润、潘芳说,9月26日,董情绪很不稳定,曾说“很疼,想轻生”。董还提到自己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
9月28日,董玉飞跟蓝润他们说,“运气很不好,疼得恼火”。
次日,董玉飞接到一个电话,随后离开了医院。30日,他办了出院手续。
跟董玉飞比较亲密的同事说,董曾打算过了春节再要一个孩子,他7月份就开始戒酒了。农办那边也准备在国庆节后给他单独备一间房,让他和妻子李曌能住在一起。
孙宏说董玉飞的病不会影响生育,确实很疼。注意休息并坚持治疗,也能痊愈。
9月25日,赵其洲曾打电话给董玉飞,要去医院探望。董说自己已出院,并无大碍,不用探视。
隐藏“伤痛”的董玉飞
董玉飞跟大家谈及北川,谈及工作,不曾提到自己的压力,朋友说他“一直撑着”
熟悉董玉飞的人说,他害怕给别人添麻烦,把伤痛埋得很深。
董玉飞离开农业局后,赵其洲主持了一段工作。他体会到了董玉飞的压力。
农业局死亡干部及家属共33人,赵曾与董商量,计划给每家300元钱作为慰问,但也难拿出来。
地震后干部职工心理状态不佳,有时会冲领导发火。“面对职工们的怨气,一边要理解安抚,一边还要让他们开展工作,不晓得该怎么办。”赵其洲说,他没有亲人伤亡,也没有董玉飞工作量大,但负责了一段局里的全面工作后,感觉“简直要疯”。赵后来被诊断出“反应性抑郁症”。
“他个爪娃子,太认真了,农办只有四五名员工,没有人能替他。”赵其洲认为董玉飞状况艰难。
7月份,北川县委县政府搬到安县旧县城安昌镇办公。董玉飞搬到农办的集体宿舍。“自从他去了农办,我们约了他几次出来吃饭,他都说没空。”
农业局刘姓干部说,地震后,他只跟董玉飞交谈过一次。那次是为了躲避余震,大家又住进帐篷。由董玉飞的妻子李曌邀请,董在帐篷里和大家“摆谈”一次。说些北川目前的状况,也对一些工作发表了看法。
他不曾谈自己的痛苦,也不跟身边人提起儿子。
从事组织工作的彭虹媚认为,痛苦压抑久了,要释放。她说有一次与几个姐妹聚会,平时不喝酒的女孩喝了点酒,抱头痛哭。
10月13日下午,50多岁的干部李桂川提及当下,眼圈立刻红了。谈了5分钟,他眼泪不停往下掉。
地震时李桂川被埋70多个小时,他的母亲、妻子、妹妹和妹夫都遇难了。他说他仍无法接受现实。而他目前是社会稳定办干部,要面对灾民,不断听他们倾诉。
李桂川跟董玉飞相熟,他说“董玉飞就一直撑着”。董玉飞的同事也说,震后没见到董有特别激动的时候。
“找不到归宿感”
年过半百突然一无所有。老干部李桂川说,地震后一件单衣穿到现在,还不知道冬天怎么办
到安昌后,董玉飞跟妻子李曌分开居住。他住在农办租的一套民房内,4个人住。
李曌和农业局职工住在一起,几间房分成男女寝室,40多人住在一起。
北川县委县政府搬到安昌后,那里的房子开始紧俏,好点的一居室一月租金要400元,差一点的300多元。
今年27岁的农业局职工肖坤,月工资750元,他说租不起房。地震时,他刚完婚两天的妻子与母亲、岳母一同遇难。他从废墟里被救出来,别人送他一件衣服,包里有一百多元。之外,他一无所有。
像肖坤这样的北川干部很多,大家都住在单位租的宿舍里。双职工夫妻,很多都像董玉飞夫妇那样分居。
北川政法委干部唐文说,目前他和妻子的交流,只能是饭后到街上一起走走。
李桂川说,像他这样年过半百而突然一无所有的干部,还有一大批。奋斗了几十年,房子和财产都没了。他说地震时穿一件单衣到现在,还不知道冬天该怎么办。
李桂川说,如果从头再来,他已力不从心。每念及此,他会落泪,说感到茫然。
董玉飞在地震后也变得沉默。他的同事任科伟说,董玉飞有几次把自己一人关在房间里。“而这种情况,每个同事也都发生过。”
任科伟说,这种茫然是“找不到归宿感”。县城新址还未选定,过着“流亡”生活,也让他们有茫然之感。
肖坤说,地震后他常会莫名焦虑,“不晓得这是什么状况”。他常常出神,精神不集中,白天很累,晚上还睡不着觉。“你看我眼圈,随时都是黑的。”
肖坤说,现在很多干部职工,看着都很正常,但两杯酒下肚,就“哭得凶得狠”。他未曾去过医院做检查,“没有钱也没有时间”。
县长经大忠说,地震后,亲人遇难、财产损失带来的悲痛客观存在。他身上穿的一件夹克,还是到北京开会时朋友送的。他常对干部和灾民们说,要看到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北川的帮助,劝大家不要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