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 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为关于大包干的争议一锤定音。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小岗村村民关于大包干的顺口溜

　　众所周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是第一个“ 吃螃蟹” 的，实际上山东东明的某些农民在这之前就已 经把地分了，农村的改革山东农民走得很靠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人和生产资料有机地 结合起来了，改变了以前吃“大锅饭” ，“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的利益与生产挂钩不直接，对发展生产没有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权、责、利有机结合起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了，生产也就很快发展起来了。

　　——山东行政学院党委副书记、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高焕喜

　　即使蹲大牢也要大包干

　　1977年春天，东明县沙窝公社柳里大队部。

　　夜深了，29岁的陈洪印用指甲拨了拨油灯芯，看了看另外的4 个人，说：“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只有这一个办法。”陈洪印时任村支书，其他4个人分别是大队长郝道轩、副支书于明山、民兵连长屈庆祥(已逝)、妇女主任刘三服(已逝)。

　　“这个事情可是有危险。”年长的于明山和郝道轩叹着气说。看着一个个吃不饱的乡亲，陈洪印心里难过：难道让老百姓吃上饱饭也是错误？他开始有点迫不及待了：一定要让老百姓吃饱饭，即使挨批斗坐牢也值了。于是，他召集村里的干部讨论，提出自己“借地”的想法，所以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你学历高，有水平，你说咋办就咋办吧，出了事情咱们一块担着。”最后，5个人讨论了3个晚上，于明山和郝道轩对陈洪印说，其他人也都表示赞成。

　　最后，他们决定把村里700多亩荒地和盐碱地“借”给1500多名社员。

　　陈洪印：有白面吃，擀面条擀得手疼

　　立竿见影。1977年秋天，柳里村迎来了一个大丰收。大批出去逃荒的人闻讯回来了。

　　柳里村“借地”一年多后的1978年11月24日，在安徽省凤阳小岗村，18名村民在生产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按下了著名的“手印”，开始分田到户。

　　柳里村的人都尝到了“借”地的甜头。

　　1978年的冬天十分寒冷，但是寒冷里蛰伏着春天的气息。

　　1978年初，陈洪印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一半的“良田”每人分一亩作为“口粮田”，自种自收，不再吃国家的“返销粮”；另一半实行“按劳分配”。

　　这一举措，正式揭开了“分地到户”的序幕。

　　这一年秋天，每家每户的粮囤都是满满的，不再吃国家的“返销粮”。陈洪印回忆说，此前，柳里村每年几乎要吃国家30万斤的“返销粮”并分10万元的“救济款”。

　　1979年，柳里村全面实行了“包干到户”。

　　时任东明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王锡璞说，那一年，不仅柳里村，全县乃至整个菏泽地区都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分地”，社员们的生活好了，老太太们有意见了，说“现在有白面了，夏天天天擀面条擀得手腕子疼。”

　　周振兴：我官大，出了问题我担责！

　　1979年春节后，在菏泽地区召开的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上，时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一下子讲了8个小时：

　　“退一步，我们今天不讲党性，讲良心。老百姓自己的地，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却没有自主权，吃不饱饭，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良心？”

　　“在座的县委书记同志们，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把我下面这段话记下来。今天我的讲话有录音，你们再留一份书面证据。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官大，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你们都是被迫的！”

　　“就是在过去，自留地不区别情况、不分青红皂白、不同群众商量，我们一道命令下去统统收回，统一集体耕种，这是错误的。今天群众愿意要再分给群众，这是正确的。”

　　周振兴的讲话无疑振奋了人心。这次会议，正式推出了“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1980年春天，当全国关于“包干到户”的争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菏泽全区已经率先迈进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门槛，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包干”。菏泽大地上到处是拿着尺子绳子丈量土地的人群。

　　1980年，柳里村共盖新房150间，买自行车120辆，缝纫机30台，收音机45部……一位东明籍的台胞回乡探亲，临走时对王锡璞感慨：“我家以前是地主，也没有现在普通社员的生活过得好。”

　　周振兴总结责任制实施原则时讲了一句话，“办法越简便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责任越具体越好。”后来这句话传到了来山东视察的万里同志的耳朵里，又由万里传向全国，载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史册。

　　>>资料链接<<

　　我省“大包干”由西向东推进

　　3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鲜红的手印，以分田到户的方式迈出了土地“大包干”的第一步，随后“大包干”之风席卷全国。到1986年底，全国99.8%的农户都实现了分田到户。

　　实际上，山东农村的改革走得也很靠前，在小岗村之前，东明的一些农民就已经把地分了。当然，在山东，大包干的落实到位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步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且是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推进，从西向东推进的。1985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山东农村普遍实行。

　　在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中诞生的“大包干”，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中解放了出来。小岗村的小小一步，催生了中国农村改革历史性的一大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包干”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开端，而不是结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说明土地政策是以稳定为主。此前，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小岗村时也专门提到土地承包制要“长久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