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报道之四：理性防治艾滋病

　　1985年，中国发现因艾滋病死亡的首个病例，那时，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打开国门的产物之一，“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成为最初的防艾政策。

　　恐惧一度是国人对待这种疾病的惟一情绪。

　　2007年10月，卫生部拟取消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境等政策。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

　　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对待艾滋病态度的转变，都彰显出中国从封闭到开

　　放过程中的良知和理性。

　　【艾滋病，恐惧】

　　1990年，佑安医院收治了首例华人艾滋病感染者。关宝英回忆说，她当时因为工作原因去佑安医院看望这名艾滋病感染者时，心里很害怕。关宝英是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原处长、现任北京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

　　感染者是一名被派到非洲援助10年的医务人员，54岁，从非洲回国后发病，当时，单位也不让他回去住。患者刚到医院时手中没有人民币，帮他兑换人民币的医生用肥皂擦洗那些美元，再用微波炉加热后才敢触碰。

　　当天，进病房的医护人员都做了最严密的防护措施。“就像2003年SARS时一样，所有进病房的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防护手套，脚上套着鞋套，比SARS时装束只少了一副防护眼镜。”对这一种致命的病毒，关宝英和医生一样恐惧。

　　进了病房，关宝英躲在医生的后面站着，看了感染者一眼，没敢说话。“他躺在床上，样子和现在看到的艾滋病宣传照片一样，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从医院出来回家，家人担心关宝英会把艾滋病带回去，关宝英也担心将病毒带给家人。走到家门口，关宝英要把所有的外套全部脱下，扔在门口，然后拿消毒液长时间地浸泡。平时回家就有洗手习惯的关宝英，“看完艾滋病感染者回去，都不知道怎么洗手了，洗了一遍又一遍。”

　　不久，首例华人感染者在佑安医院去世，死者的家属看了一眼就走了。医生将尸体运到殡仪馆，殡仪馆听说尸体是艾滋病感染者，拒绝焚烧。经过多方沟通，殡仪馆才同意火化。火化后，四处进行了消毒。医院也将感染者生前用过的被褥、衣服甚至睡过的木制床板全部拉出去焚烧掉，对病房也进行全面消毒。

　　此后，北京佑安医院在全国率先开设了艾滋病专科门诊、艾滋病病房及艾滋病咨询热线。然而，对艾滋病的本能恐惧，随着吸毒、男同性恋、血液等传播途径大面积散播，恐惧也随之在人们心底蔓延。

　　从1989年到1994年，中国进入了艾滋病流行扩散期。1995年这一年，艾滋病感染者急剧增加，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从此前的几百例一下子蹿升到1567例，其中绝大多数是河南部分农村的卖血人群，中国进入艾滋病流行的高速增长期。

　　基于对艾滋病的恐惧，中国政府开始严格制定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中长期规划，宣传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对献血进行严格管理。1998年，中国有关献血的第一部法律《献血法》生效。

　　然而，对艾滋病的恐惧并没有从人们心底消失。甚至许多年后，中国的艾滋病医生仍清晰地记得首次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时的情景。

　　【外籍感染者入境】

　　时间回到1985年6月3日，这一天，协和医院接收诊治了一名叫阿克斯的美籍阿根廷病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后来主治医生王爱霞对这名病人病情的确诊会惊动整个中国。

　　当时，游客阿克斯从西安回到北京，入院前检测出肺部严重感染、呼吸衰竭。晚上，他住进重症监护病房，医生切开病人的气管进行治疗。

　　次日，6月4日，阿克斯病情危急，王爱霞前去会诊。查看病人的胸片，显示为典型的肺狍子虫肺炎(PCP)。王爱霞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诊断：“艾滋病(AIDS)晚期！”

　　经核证，阿克斯在国内早就被诊断为艾滋病。

　　6月5日下午，阿克斯死亡。几天后的病理报告与血清学报告一样，支持艾滋病的诊断。

　　与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病例死亡的记录相隔4年，1985年，艾滋病病例首次出现在中国境内。中国政府立刻警惕起来，决心要“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

　　AIDS当时被译作“爱滋病”，暗示着这种病与混乱的性爱密不可分。当年，如果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你得了艾滋病吧”，对方常会戏说：“我连美国都去不了，想得还得不上呢。”在人们的观念里，艾滋病是一种外国人才会得的“富贵病”。只有生活不检点的人、乱搞的人才会得“爱滋病”。

　　中国境内发现外国艾滋病感染者四年后，1989年，协和医院在67份梅毒血清阳性者的标本中发现一例HIV呈阳性。经蛋白印迹确定，这是中国首例因性接触而被感染的艾滋病病毒。

　　这名华人感染者从事实上打破了国人对艾滋病的片面认知，艾滋病不再只是一种“洋病”，而是一种真实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可以传播的病毒，并不分国界。

　　不久，艾滋病开始在本土传播。1989年8月19日，负责云南省艾滋病监测工作的病毒科科长马瑛利用同学关系，到瑞丽市戒毒所采得吸毒人员血清50份，检测发现HIV阳性者26份。随后，又在云南吸毒人群中共发现HIV感染者146例。这标志着，艾滋病已由从国外输入发展到在国内本土的传播。

　　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经研究分析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媒体有关中国境内艾滋病情况的说法开始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说”转移到“艾滋病在我们中间”，即艾滋病在中国少数人中存在，这也让普通人开始对艾滋病心生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