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在大地震过去5个月后自缢身亡。经历大地震的官员的心理状况及其在震区重建过程中的命运，因此曝露在公众的面前

　　★ 本刊记者/张鹭(发自四川绵阳)

　　10月4日清晨，血红的太阳透过朝霞缓缓升起。北川县委宣传部的公务员赵川，从在绵阳的家赶往县临时办公地安昌镇上班。

　　还没进办公室，赵川就听到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身亡的消息，赵川走进办公室，颓然地坐在椅上。

　　在北川这个只有2万常住人口的小县城——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地震后最常发生的办公室新闻是：办公间隙，说起某个人，打电话一问，那边说，遇难了。闲聊的人一阵默然。而董玉飞却是这些死里 逃生的办公室人员中第一个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人。

　　猝不及防的死亡

　　10月3日，因病假休息了10天后，北川县委农办主任、县救灾办主任、县农房办主任董玉飞，从绵阳赶往1小时车程外的安昌上班。

　　震后工作繁重，北川的公务员一直没有休假。在同事的记忆中，董玉飞曾要求过休假，但很多时候，“领导连字都签了，第二天一个电话又给叫回来”。

　　“从机构设置来讲，县委农办主要负责政策调研、工作协调，不负责具体事务。”董的同事、北川县委农办副主任刘开曙说，“但是农办是所有‘农口’工作的牵头人，你知道什么是牵头人吗？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气象局、计生局，加上救灾办和农房办，千头万绪的工作都要在他这里汇总。”

　　农办最多时一天要开四个会，三个领导都不够用来开会。在去绵阳开会的路上，刘经常发现董玉飞在写发言稿。深夜加班到十一二点才回家，更是经常的事。

　　9月24日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给这位农房办主任增添了新的麻烦。据擂鼓镇镇长袁家贵透露，仅该镇就有470多间板房被淹。

　　在董玉飞住所的办公桌上，摆着10月3日的《重建专报(农房)》，上面写道：“需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37827户。今日开工1户，累计开工10025户，累计已完工1393户”；以及问题反映，“交通不畅，建材运输困难，农房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休假归来的董玉飞从自己的办公室去其他办公室拿文件，同事冲他打个招呼，笑笑，算是表达关切。

　　这差不多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同事们的视线里。据房东回忆，到了中午，董玉飞就回到离办公室几分钟路程的租住的房间。大约一两个小时后，他所住的二楼房间传来沉重的闷响，那是什么厚实的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

　　出事以前，董玉飞曾给妻子李打电话，要求妻子从绵阳送衣服过来。李赶到时已是下午3点多。敲门很久，不见开门，她借了个梯子，打算从窗户爬进去，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大哭起来。

　　丈夫面对着窗口，背靠床头坐在地上。他的头歪在一边，一根细细的绳子连着他的脖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床头装饰用的柱子上。

　　勘验现场的刑警事后表示，这种自缢的方式“很专业，估计专门研究过”。一名医学专家说，细绳自缢死亡很快——它能迅速中断大脑血管，造成缺血缺氧，一旦实施，自己后悔，想摆脱都来不及。

　　农办的同事曾国和与农业局的老同事刘胜清等人迅速赶到。董的胸口还是热的，但迟到的救援无法改变事实。刘胜清还注意到，董的裤子膝部有泥渍，双腿膝盖有淤青，他猜测，这可能是董生前在地上长跪所致。

　　遗书写在书本大小的一张纸上，收信人是他的弟妹。北川警方拒绝接受采访和公布死者遗书。据刘开曙回忆，内容大致为：觉得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想好好休息一下；年逾40岁的自己，已经“没啥子想头”；要求弟弟像对待亲姐姐一样照顾好嫂子；跪拜父母、岳父母……

　　他们白天工作，晚上靠输液支撑

　　在农办工作了20年的刘开曙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包括董玉飞在内，农办历任5位主任中，有4位死于地震，唯一的幸免者也曾受重伤，“真是一个怪圈”。

　　9月23日，董玉飞向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请假完毕，又向刘开曙发短信告知——董向同事们隐瞒自己的病情，以事假而非病假离开安昌。

　　没有人知道，在决定请假就医以前，他的“下腹和尿道经常疼痛，特别是晚上，症状有1个月以上”。慢性前列腺炎，一种影响生育的、中年男性常见的疾病，困扰着这位身高1.8米的羌族大汉。

　　董玉飞拒绝了副县长代表组织的集体探望和同事们私下表示的探望意向。9月26日他只给同事曾国和回复了一条短信，“谢谢关心。主要是心情问题，身体都是些小毛病，无大问题，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董玉飞的主治医生孙宏，在博客中写到，查房时，发现董的情绪有点低落。护士李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出院前几天，董表现得有些焦急；他对于输液的疗效不大满意，甚至问他索要药品说明书，但其实出院时，他的病情已很大好转。

　　在董的住处，一个楼下正对着猪圈、还是水泥地的粗陋农房的二层卧室，记者发现办公桌上还留有一个残留着中药药汁的杯子。护士李川说，医院给他开的药是治疗前列腺炎常用的抗生素。或许是因为对病情进展的迫切，他选择喝中药来辅助治疗。

　　刘开曙发现，即便是抗震救灾阶段，在任家坪、擂鼓镇的帐篷抢险时，董也不拒绝喝酒，但在6月农办搬到安昌后，他开始回避酒精，实在推不过去时就让刘代喝。刘猜测，这可能与在地震中丧子的他希望再生一个孩子有关——在中年丧子的北川干部里，这几乎是个普遍的想法。

　　身体的满负荷，是北川基层官员的一大现实困扰。地震受灾最重的擂鼓镇镇长袁家贵，从5月12日至今，只休息了3天。在地震后整整一个月，他们每天靠方便面和干粮度日，很多基层干部白天工作，晚上靠输液支撑。

　　北川县教育局副局长付广文，9月28日上班时，感到四肢无力、手微微发抖、浑身冒冷汗。一股恐惧感袭来，他下决心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患上了甲亢。这位大震后仅休息过四五天的官员，不得不请假住院。

　　整个北川都知道的故事，是陈家坝乡乡长赵海清。这位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孩子的基层干部的英雄事迹，经过CNN的报道感动了美国观众。在四川电视台对他的报道中，赵用药物强行将肩伤的疼痛压下去。现在，这位媒体眼中的硬汉，被诊断为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