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解说：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不办理其他的收费案件，只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为他们免费打官司。

　　记者现场解说：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我们看到了公益律师职业八个必须和八个严禁。其中有这么几条：一个就是严禁办收费案子；还有一个就是严禁接受当事人的任何钱物，严禁接受当事人的宴请。那么工作人员管这些叫做死规矩，意思是一旦违犯就要开除。那么哪怕是农民工出于人之常情送来的家乡的核桃大枣也得向工作站汇报。

　　佟丽华：要提供绝对免费的服务，绝对禁止律师收受农民工的任何钱物。

　　记者：包括一顿饭？

　　佟丽华：包括一顿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说我们的制度应该说，我们规定近乎是苛刻的制度。很多农民工过后表示感激，想送钱给我们的律师，生往口袋里塞钱；有的是非得要请吃饭，但是我们的律肯定是拒绝的。因为单位有严格的制度。

　　温振其妻子：上午开庭，下午还得开庭，中午吃饭。我们心里觉得帮我们挺感激的，我叫人吃顿饭吧，说什么也不吃。人家自个儿到外面买的饭吃的。说什么都不吃，一口饭都没吃。就从这里，我们心里觉得特别地感激。

　　温振其：那个时律师还请咱们吃饭。

　　温振其妻子：是，那个时律师有的时候还请我们吃饭。

　　温振其：哎呀，我觉得心里，真是要想到这儿心里觉得感动，真感动。

　　温振其妻子：这案子跑得觉得也就有劲了。

　　郭增光：可以说在每次的办案过程中包括打的、出租车，还有吃饭，都没用我花过一分钱。而且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拮据，有时候也找时律师找他借过几次钱。他说你先拿去用吧。这些事都令我特别特别地感动，说实话。

　　解说：郭增光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工作站送来了对联和锦旗。

　　记者：对联贴这儿了。

　　郭增光：对。

　　记者：锦旗挂在里面？

　　郭增光：咱进去看看。

　　记者：这么多！这里面有这么多。你得算是比较早送的了吧？

　　郭增光：应该是。

　　记者：觉得过去有印象是挂在哪个位置？

　　郭增光：在这儿。

　　记者：看见了

　　郭增光：司法匡扶正义，倾心构造和谐。

　　记者：我看受助人，涞水县郭增光等105名民工。怎么105个呢?

　　郭增光：因为他们援助了我们两次，两个案件。第一次68个，一次是37个。

　　记者：当时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感激呢？

　　郭增光：当时吧，我们的工友讲给他们点什么回扣或是别的一些礼品之类的都被他们拒绝了。我们就想怎么能够表达咱们心里的感激之情呢？我就想不如咱们大家伙做一个锦旗吧。而且这些词都是我想起来的。我说现在不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氛围吗，我认为佟主任他们也是抓住和谐，确实是他们的工作直接促进了和谐我认为。

　　解说：为农民工打官司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么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运行资金从何而来呢？

　　记者：北京这个工作站一年的运营费用需要多少钱？

　　佟丽华：120万左右。

　　记者：你们的资金从哪儿来？

　　佟丽华：第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北京市司法局的办理法援案件的补贴。

　　记者：这个每年有多少？

　　佟丽华：每年至少有几十万吧。现在就是政府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案件，在北京来说一个案子给800元钱的补贴，民事案件；刑事案件是500元钱。这个钱非常小。如果办收费案子，一个案子3000元、5000元，这都是最低的收费。但是即使这800元钱架不住案件多。我一年可能办到1000个案件，那这样的话我就可能从司法局拿到一个基本的补贴。靠我的量拿到一个基本的我的单位的预算，这是第一笔钱，政府给我的补贴。第二笔钱就是社会的捐助。比如说像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都对我们有捐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它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记者：这是农民工法律工作援助站，您是怎么注意到它、并且准备支援它的呢？

　　张秀夫(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会长)：这件事应该说首先是佟丽华，他发现了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人特别地多，都找到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去往往忙不过来，很难能够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求的。因此他自己设想在这个地方要搞一个专门为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的这么一个单位，这就和他们全国律协商量，跟我商量说咱们支持办这么一个单位好不好，我们感到他们这个设想非常地好。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基金会也发现这个问题，想致力于重点关注一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难。

　　记者：每年你要给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多少钱的资金？

　　张秀夫：我每年就得给15万到20万元钱。所以我想下一步的目标是要在全国各个省市都能建上一至两个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那这些钱就需要我们来支持和帮助。

　　解说：在全国律师协会的推动下，目前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等机构出资建立的“北京模式”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2006年9月依托于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的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了。

　　记者：你知道这个工作站是2006年成立的，当初是怎么样一种机缘使得这个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挂靠在了你们这个律师事务所下面呢？

　　李铁(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 主任)进行法律援助这个是律师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义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做得再好，如果不尽这个社会责任，是不行的。农民工问题又是我们中国在向工业化进程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制约很大。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那对我们国家影响很大。我们考虑做这件事情，我们尽一定的社会责任把这个事情要做好。

　　解说：四川内江和资阳的71名农民工于2006年7月到11月在山西太原打工被拖欠工资，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及时介入，受理了这起本省农民在外发生的农民工维权案。

　　记者：那么当时你们干完活以后施工单位怎么说的，为什么没有发工资？

　　陈发清(农民工)：当时他们不是有个项目经理死了，车祸死了，找不到人了。问这个推那个，个推这个，所以到山西各个部门劳动厅、动局、信访办 农工办到处找了，一直没有回应。我们是2007年大年初一晚上才回家。

　　记者：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结果一直回不来，年初一回来的时候有结果了吗？

　　陈发清：回来的时候也没有结果。

　　记者：那回来以后怎么办呢？那事怎么办呢？

　　陈发清：回来我们就找那个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找到那个刘律师他们。

　　解说：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刘红负责受理了71名农民工的欠薪案，案件的取证过程异常艰难。

　　记者：碰到的难点是什么，这个案子在取证过程当中？

　　刘红(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第一个难点就是农民工分散。你要挨个地去落实啊。到底欠你多少钱，这个量非常地大。我们就是分几头走，有到内江的，有在资阳的，有可能在成都的。通知一下，就是做人员身份的核实。这就是农民工案子群体性案子最大的难点，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其实有些证据还得我们自己，可能就是它发生的地方都不会在成都。我们还要到当地去，去跑到事发地，本上都是事发地。还要去调查还要去取证，就是这两个方面最大的难处。

　　陈发清：过了一个多月，刘律师有一个回应。他们已经给我们办好了，好了2007年付了20多万元，还剩了7万元钱，说2008年6月份以前就把那个钱付清。

　　解说：家住资阳市迎接镇牛藤村的农民刘仲炳得到了被拖欠的5000多元工资，当初因为外出打工却没拿钱回家他和妻子还发生过矛盾。

　　记者：当时家里怎么不高兴了？

　　刘仲炳(农民工)：不高兴。家里的活儿没干，外面干活没找到钱。家里人认为你在外面去玩，有找到钱。你说你找到了钱但是你钱没拿回来。一个妇女在家里做庄稼，我一个人在外面去找零用钱，找盐钱。或者找点钱宽裕一点，结果找钱没找着，家里肯定要扯皮、吵架呀这种情况农村里肯定是有的。

　　记者：收入本来就靠打工，打工的时候再拿不来钱，这就麻烦了。

　　刘仲炳：现在农村的猪卖13块钱一斤，这么长一个猪1000多元钱一个，割斤肉就是十几元钱。

　　记者：是啊。

　　刘仲炳：在外去打工多多少少还是挣得了几个钱，稍微好一点，比在屋里好一点。

　　记者：回来把这5000多元钱领回来，拿着钱回家怎么跟家里大嫂说的？

　　刘仲炳：钱拿回来她就没有什么说的，她就高兴了，一家人就高兴了，就高高兴兴地过年，买点过年的东西，该买穿的就买点儿，就高兴了。

　　记者现场解说：在资阳市牛藤村和老刘一样去山西打工的还有15个村民。老刘说在他所在的牛藤村第六组共有20户200多口人，平均土地面积是一亩二分。所以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靠外出打工。而一旦打工钱被拖欠的话，老刘讲，他们连买油盐的钱也不知道到哪去找。油菜花开的时候也正是他们回来忙活种水稻的时候。老刘所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秋天再回来的时候能够如数的把工钱带回来。

　　解说：四川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每年有许多农民到城里打工，针对这个特点，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经常到农民工聚集比较多的劳动力市场去进行普法宣传，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为农民工发放通俗易懂的维权手册。

　　刘红：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把法律关口前移。

　　记者：这怎么理解法律援助的关口前移？

　　刘红：我们通常来讲，发生了案子我们律师代理这就是事后维权了。证据呀，各个方面的都不好收集了。因为他是农民工，因为他不懂法律，他又没多少文化，所以证据的保留他根本不懂。没有证据，那进入司法程序面临的就是很大的诉讼风险。

　　记者：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

　　刘红：对。

　　记者：让他们有一个预知。

　　刘红：对。

　　主持人现场解说：这里是成都市软件园的建筑工地。按照成都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超过10万平米的建筑工地，都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我身边这样的民工夜校。06年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以后呢，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已经办了41期法律知识的讲座来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刘红：我提供法律援助是提供哪一个方面的法律援助啊？那就是劳动权益。大家是不是要问我什么叫劳动权益？那我就告诉你们，如果你打工没拿到工资，找谁？找我们。如果你打工的时候受伤了，要得到赔偿，没得到，找谁帮你们？

　　农民工：找你们。

　　刘红：对了。给点掌声。

　　【第三部分】

　　解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办案中不准收取任何费用，因此律师们的收入有限，他们在工作中更多的是付出。

　　佟丽华：我们的人进来的时候，我必须要告诉他的一句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益法律组织工作永远不可能挣到大钱。

　　记者：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要求你的员工像你们提出的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佟丽华：实际上这涉及到我对中国将来专职的公益律师发展的一个考虑。我跟你讲我在美国的一个公益法律组织参观的时候，我问过它中心的主任。我说你一年能挣多少钱，虽然问钱收入多少这并不是很合适，我说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回答也无所谓了。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年挣12万美元。我说美国排前十位的法律院校的学生毕业找到工作以后，最低的工资是多少呢？12.5万美金。你干了20多年律师还干不动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你心里能平衡么?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想做公益律师也会问的我一个问题。他告诉我 12万美金在纽约这样一个很贵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可以保证我过不错的生活，当然不会太富裕了。第二句话，我干的是自己热爱的工作。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我想我们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奉献的这样的一种意识。更多的考虑到贫弱群体对法律的需求。所以说我的目标是推动更多的专职的公益律师的出现。

　　解说：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需要更多的奉献，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做专职的公益律师。

　　记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实际上律师是一个高收入的这样一个阶层。什么能促使你到一个这样一个很有公益性质的这样一个工作站来工作。

　　王永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可能我们再往上推的话，(可能)都是农民，看到他们有一种朴素的感情。看到他们吃苦或者说是流血流泪觉得应该去帮助他们一下。这个工作能锻炼人因为它能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的东西，让你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不是那么肤浅的和浮躁的。因为现在好像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浮躁的一些东西来影响着年轻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锻炼是挺好的。

　　记者：可是我知道你们工作站讲究的是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可是人毕竟是要生存，特别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如果是一个商业律师的话他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挣钱。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把握自己的这种心态？

　　王永峰：我们工作站虽然是办理法律援助工作的，但是我们的收入是有基本的保证的。我们主任提出来了保证一个跟公务员相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使得我们能维持一个比较体面的这么一种生活吧。第二个呢就是跟同学或者是其他同事相比较看你需往哪一个方面去比。如果纯粹地从收入的方面来比的话，可能我的收入跟人家的收入可能是有差别的。但是你从荣誉感的方面或者是从我们能够参与学习的机会的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获得的还是很多的。

　　记者：你们现在有多少律师？

　　佟丽华：我们在农民工领域北京包括律师包括工作人员大致有15个人左右。

　　记者：每年农民工案件的接待量有多少？

　　佟丽华：我们一年办理的案件量大致是在1000多件。

　　记者：平均一个律师要做到多少个案子？

　　佟丽华：100件左右吧。

　　记者：你觉得一般情况下一个律师做多少个案子是比较合适、比较合理的？

　　佟丽华：如果按照我们内部的一个最严格的统计的话一个律师一年办到50件、60件就已经很吃力了。

　　记者：已经远远超过实际应该做的。

　　佟丽华：大家会很辛苦。我们的律师经常，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是周六周日是加班的。

　　陈星(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像我们办理的一个78个人的案子，我曾经有四五天就是每天晚上三点了我还在整理材料。的确是很累，大伙都跟我一样都这么干，那没法子。农民工朋友案件量太高了，我们每天手头20个左右的案子，压力很大。有时候我们有一个王孝顺律师，他有的时候一天给他排了五个庭。

　　记者：怎么会是一天就会有五个庭出现？

　　王孝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这也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偶然是因为这五个案子并不是同一天立的案是不同的时间。经过大量的调解程序之后没有办法只能走上法律程序了，然后就去立案。立案之后有的案子

　　是我自己去领的开庭通知。有的案子是当事人自己去领的，因为我没时间去，领完了之后回来一看，冲突了。我自己出了三个庭，另外两个庭委托我们单位的其他律师去替我出庭的。

　　记者：在一个律师手中一般来说会有几个案子同时在处理？

　　王孝顺：同时的话一般像现在的话一个人手上至少是10个以上到20个左右这是比较正常的，多的可能20多30多。

　　记者：那么有一些年轻人，他刚刚毕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要做一件自己认为很值得的一件公益的事情。他会来到你这里来。但是他总是会面临一种社会上的对比，他会对比他的同学、对比一般的社会上的律师。这种思想上的波动你会怎么面对？

　　佟丽华：有些人可能干一年，有些人可能干三年，有些人可能干五年，干到几年他提出辞职我认为我可以理解的。我经常说我的员工提出辞职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收入更高的地方发展我是非常理解的。他已经为中国的公益法律事业做出了贡献。两年是贡献，三年是更大的贡献，五年更大的贡献，提出辞职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愿意投身这个领域。

　　记者：你的相信有依据吗？

　　佟丽华：因为我们现在从各省的情况来看包括我们自己招人并不困难。

　　解说：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目前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约占全国法律援助案件的20%，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到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来。

　　记者：从你自己的经历来看你觉得公益律师在中国的前景会怎么样？

　　时福茂：用我们主任的一句话叫它是需要我们开发的一片土地。贫瘠的土地需要我们去开发，肯定会越来越大的。我们从2004年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全国的公益律师也不过20几个人，现在已经100多个人，应该说是发展非常迅速的。现在全国律协成立了法律援助委员会，地方律协也逐渐地开始成立法律援助委员会，这种情况下我们公益律师团队会迅速扩大。

　　佟丽华：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当我们每一个人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都为那些大侠的那种匡扶正义、扶危济困感到振奋。我有时候想想公益律师所做的工作和大侠所做的工作没什么区别。

　　记者：有一种大侠的自豪感。

　　佟丽华：实际上我们在追求上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个理念是一致的。当你看到正义真正因为你的工作实现，我们经常把钱发给农民工，那个过程我们都感觉到振奋。有的案子经过几年的努力还是把钱拿到了。

　　记者：我们听你的员工说了，说佟主任最喜欢发钱的那一瞬间。

　　佟丽华：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我们每一个律师的激励。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有价值。实际上真正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激励的就是它的成果，就是我们看到那么多案件有了好的结果，那么多农民工高高兴兴拿到钱可以回家。所以我们这些事例会激励我们继续做下去。

　　【第四部分】

　　解说：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丽华认为没有外界的资金支持，工作站将无法维持下去，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知道了工作站，随着受理案件增多，运转成本增加，经费不足成为难题。

　　佟丽华：对我来说第一个挑战是资金的压力。要想保障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健康地发展，基本的资金的保障是必要的。

　　记者：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你们自筹资金。

　　佟丽华：是这样的。

　　记者：捐款，但是呢你今年不知道明年的情况，明年不知道后年的情况。

　　佟丽华：是这样的。

　　记者：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这种信心呢？

　　佟丽华：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的综合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做这些公益的事业。

　　解说：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一样，随着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经费也面临不足。

　　李铁：你比如说现在很困惑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资金非常地短缺。你看昨天在工地上他们到工地上去自己赶公共汽车或者是自己找车去回来没有交通费。我非常想发，但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记者：是啊，现在是规模要扩大，成本又在增加，那么资金怎么保证？

　　李铁：因为法律援助工作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一个工作。一个是争取他们的支持，第二块是律协和法律援助中心继续加大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个毕竟有限。再一块就是我们以后考虑今年考虑要面向社会募捐，动员上各界的人士要关心农民工援助农民工的这部分人士募捐一些资金这样来解决。

　　解说：经过2年半的时间，农民工温振其的工伤赔偿官司打赢了，但是他曾经打工的啤酒屋已经注销，温振没有得到应有的工伤赔偿。负责此案的时福茂律师陪同温振其去法院询问情况。

　　解说：20多分钟以后温振其和时福茂律师走出了法院。

　　记者：见到法官了吗？

　　时福茂：见到了。今天比较顺利，法官态度非常好，非常地友好。一个是他表态说要向领导汇报，说这个案子尽快执行；另一个因为这个案子很长时间没有执行到应有的赔偿，所以现在说通过政府的渠道给予一定的补助，就是政府出点钱先让他生活着。可能给个三两千块钱，听着大概意思，他没说数额，可能是给个几千块钱先生存着。

　　解说：温振其的左手依然没有知觉，他焦急地等待着得到赔偿金去做手术。

　　时福茂：我觉得虽然诉讼有一个胜诉的判决，但这个案子最终我们觉得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案件，或者我们这个案子不算结束。只有这个钱 这13万元钱真正拿回来了，我们才真正地帮到底了，把这个温振其这个农民工。所以我们一直要跟下去，一直要执行到底。

　　字幕：2008年7月25日，温振其终于在法院领到了13万元的工伤赔偿款

　　解说：目前，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每天仍然要接待不少前来寻求法律帮助的农民工。以往都是农民工被老板炒了鱿鱼后来这里求助，而作为一种新的现象，这些农民工在老板拖欠工资后，先炒老板，再来到工作站要求法律援助。

　　时福茂：这个案子还是算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是118个人同时辞职，同时把老板给炒了，炒了老板的鱿鱼。现在因为2008年1月1号《劳动合同法》就生效了。《劳动合同法》38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就是说如果说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了，这样农民工可以主动要求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呢老板还要向这些农民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解说：2008年10月6日早上9点，118人集体辞职案中的90多名农民工到法律援助工作站来办理诉讼阶段的法律援助手续。

　　字幕：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8年10月17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其中有47名农民工代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首次选出农民工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