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艰辛

　　董玉飞之死促使北川当地不得不修改干部的轮休制度。此前，北川的干部只有周六可以休息。另外，“9·24”的突然来袭还使得北川的干部们失去了国庆长假的休整机会。

　　10月10日，与发出董玉飞自杀事件官方说明的同一天，北川县委办、县政府办发出100来字的《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为了保护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从即日起，北川实行正常双休日和新的作息时间，即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30为正常上班时间。

　　同时，北川县委组织部正制定针对全县基层干部的异地轮训计划，在地震中失去子女、配偶的干部将是心理干预辅导的主要对象。

　　10月11日、12日，北川迎来了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但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双休的效果。

　　《新世纪周刊》记者连续两天在“办公室”找到了县委农办、县农业局的相关人士。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北川干部都无家可归。

　　县委、县政府的所有单位都分散租住套间民房，办公室就是家，家就是办公室；睡的是集体宿舍，起床上班后，见到的还是卧室里的那些人。

　　由于住房紧张，基本是同性共挤一大间。事实上，地震后的夫妻性生活是北川人的一个大问题。董玉飞与李，同北川的绝大多数夫妻一样处于分居状态。

　　虽然董玉飞拥有一间农办为其租住的单间农舍(这也为其自杀行为埋下了某种伏笔)，但隔壁就有两个男同事。李几乎没去过董玉飞的临时宿舍。

　　李所居的农业局女职工宿舍是一个位于底楼门口的10平米房间，门外就是刘远斌们蹲坐的“办公室兼客厅”。房间里挤了3张大床，1个电脑桌和1个衣柜，住了7个女职工。男职工宿舍内还摆设着适合夏季使用的军用行军床。

　　夫妻俩单独相处的唯一可能，就是周六休息时一同回到绵阳的朋友家中暂住。

　　县里其他单位的居住状况也与此相近。

　　北川县委组织部的临时办公点设立在一座小丘下的公园内。已是10月中旬，半两重的蚊子还成群结队游弋在房间内。

　　彭虹媚和她的5个女同事们在双休日也只能挤在离接待室一墙之隔的女职工宿舍内上网聊天，里面摆了3张高低床，还有一些电脑设备堆放其间。这里没有其他消遣活动。

　　四川人所钟爱的麻将暂时被北川遗忘了。

　　“没有心情打，即便上头不下禁赌令也是如此。当然，也没地方打。”

　　桂正溪的老公地震前去世，生前曾是农业局的干部，夫妻俩和董玉飞夫妇经常在牌桌上鏖战，现在不仅是三缺一的问题了。“老董牌品很好，再输都是笑眯眯的。”

　　赵其洲、刘远斌也是董玉飞曾经的老牌友。刘远斌还记得“董大爷”特别喜欢唱歌，尤其是《送战友》，“没想到先送‘战友’的是我们。”

　　自从北川的行政中心由完全损毁的曲山镇搬到安县安昌镇后，这边的房租也由过去的100元出头涨到现在的300多元。

　　“我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才780元，县委食堂吃饭每天要15，一个月就是450，省不掉，因为没地方做饭。如果还想租房子，就得花掉300，一个月还剩30块钱够喝水啊？”肖昆甚至觉得没有租房的必要，一个人待着心里更不好受，还不如休息时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打扑克。

　　县农业局临时办公地一进门就贴着一张职工工资表，董玉飞的妻子李本月应发工资 1236元，扣除住房公积金后的实得工资是917块1毛2。农业局的最高工资是农技师的1700元，比局长还高。

　　此外，县农办副主任王光琼工龄30年，工资1500；县委关爱办桂正溪工龄25年，工资1200。

　　按这种工资水平，董玉飞生前的月工资水平应该在2000元以内。

　　肖昆说：“北川人不算富，但以前绝对算中国人里幸福感比较高的一群。现在这种幸福感完全被地震摧毁了。以前吃完晚饭后，我会和朋友、亲人一起逛街，但现在不逛了，自己一个人逛着逛着就想哭。”

　　肖昆身上的单衣是别人捐助的，地震发生时他只穿了件T恤跑出来。许许多多的北川人与他一样的遭遇。

　　气温随着月份数字的增大而越来越低，解决灾民的冬季保暖问题正是北川政府目前面临的一道紧迫任务。

　　“很多人都想死，但没有他那种勇气。”

　　迷茫的前途

　　董玉飞身亡后，赵其洲收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的问候短信。他向记者展示了其中一条：“是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些天满眼都是他的影子。要说，我有时也真的想死，因为这种日子太艰难了。主要的问题来自精神，前途无期，宁不绝望？”

　　如今，安县的原机关驻地安昌镇主街上，刻有“北川”字头的门牌数量差不多快超过“安县”字头的。

　　但“北川”现在还不熟悉安昌的地形。在农业局的客厅里，赵其洲穿着布鞋跺来跺去，用比划的手指头与三个同事争辩着桑枣镇的地理方向：“就是那个弯弯转过去啊，方向就变了??”

　　镇上“天龙宾馆”，前台女服务员微笑着接受了记者称其为“北川人”的叫法，安昌已从行政上由安县划归北川。这个目前镇上最好的宾馆墙壁上爬满裂痕，董玉飞辞世当天这里曾接待过前来吊丧的李。

　　只是，目前安昌还未能使北川人充分展开建设想象的空间。2002年，担心地震威胁的安县将县城由安昌成功迁至靠近绵阳的一块大平地——花镇。

　　未来的北川新县城选址至今依然未定，新县城的备选地主要有北川南部的擂鼓镇、安县邻近北川的永安镇、安昌镇，以及呼声较高的安昌东南黄土乡的板凳桥村。

　　擂鼓镇是唯一属于原北川县境的选址，当地干部对这个选址也反弹最大：水源不足，空间局促，并处于活跃地震带上。

　　北川县委农办副主任王光琼就董玉飞自杀事件提出了个人的四点解决建议，在物质与心理支持、落实待遇、宣传鼓动士气之上的首要方案，就是尽快落实新县城选址，以安定人心。

　　肖昆说：“去哪儿不能挣比一个月780块多的工资？但我不能出去，出去就是逃兵。责任感、使命感让我和这里的多数人一样留了下来重建家园，只是希望这些精神的财富不会随着时间逐渐被消磨到消失。”

　　经大忠：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

　　-本刊记者/吴伟(四川绵阳报道)

　　“反正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要你天天去做。我能说大家松懈一下吗？大家缓一缓吗？我们休几天假吗？这是不行的”

　　中国现在很难找到可以随意进出不设防的县长办公室，北川县长经大忠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北川政府临时驻地里的平房里，房间里唯一显眼的电器是一台饮水机。和其他幸存者一样，经大忠也在地震中痛失亲人，其中包括他的大妹子、幺叔一家人，还有大侄女。

　　10月13日中午1点，下午开会前的间隙，《新世纪周刊》采访了经大忠。

　　现在灾民的生活状态如何？

　　北川真正已是山河破碎，很多地方都失去了人们在那边继续生存的条件，堰塞湖对下游的一些乡镇构成了巨大威胁。再加上“9·24”，山体被震松后遇到强暴雨，就引发塌方和泥石流。有的山体看起来还是绿的，但实际上整个山体都已经下滑了几米，甚至几十米，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法生存了。

　　大量的人集中在擂鼓镇居住。擂鼓镇就两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在居住了接近两万人，全是棚子，现在住的地方要再修一个厕所都很困难。尽管如此，大自然还不留情，还在往中间压缩，柳林板房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哪个专家都说这个地方居住没问题，到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专家也奇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北川干部是否面临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北川面临着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北川因为地震失去了400多个干部，占总数的20%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县城，这就造成了人员的紧张，虽然现在从外面补充了一些同志，但是客观基础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安置群众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容不得你去懈怠，容不得多讲道理，反正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要你天天去做。我能说大家松懈一下吗？大家缓一缓吗？我们休几天假吗？这是不行的。平常的工作这么多干部还行，但是救灾时就不够啦。

　　双休日虽然刚刚执行，但群众还有很多反映啊，我没有糖，我的板房在漏水，家里少发了一床棉被，少了一张床，少了一些单子??除了照顾好板房，我们还得研究就业、发展的问题，这么多人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

　　董玉飞出事当天你见过他吗，他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怎么样？

　　董玉飞(10月3日)上午还报表了的，11点钟我们的常务副县长还给他打过电话，他还说得好好的，没什么事情。他自杀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选择，地震都不怕、死亡都不怕，肯定是难受到极致了。这个事情出来后说实话对我的打击也很大，我们之间平时相处很好，他人也很能干。当初考虑让他担任农建办和农办主任的职务，也是考虑到这点。农口最重要的就是产业重建，有了产业后农民也就有了希望。所以需要董玉飞协调的领域就特别大。

　　听说一个上级领导视察擂鼓时发现李正林书记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于是将其撤换下来休息，有这样的事情吗？

　　这个事情我还真不清楚。李正林确实太劳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身子和头老经常大幅度地左偏右偏的。当时我还问他，他还回答“没问题”。老李原来大概就有肝炎吧，不能过度劳累的。

　　不过，我还是主张小政府、大服务、廉价政府，能够兼职就兼职。

　　你是怎么排解疲劳的？

　　地震后朋友经常问我情况怎样，我就说没觉得什么，就是忙点。能睡觉、能吃饭就行。我还没涉及到排解的问题，没时间去想。来源：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