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不勘探，没有强制措施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多项目都不事先进行文物考古呢？

　　宋大川：房地产建设牵扯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国有土地的划拨，也没有进行考古调查发掘。还有乡镇出租土地，一租几十年，承租方搞建设就会改变土地现状，就有可能破坏地下文物。

　　按规定，旧城区二环内超过1万平方米的项目必须先期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可是人家说我们不足1万，我们只有9000多平方米，那你怎么办？更何况，旧城之外的地方，并没有要求“必须”，而是“应当”进行先期的考古勘探，人家不进行，也没有强制措施，同样没有办法。

　　新京报：这对地下文物保护意味着什么？

　　宋大川：毁灭性的破坏。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破坏了就再也没有了。

　　地下考古经费不超一套房价

　　新京报：有没有一些保护得当的案例？

　　宋大川：奥运场馆建设，我们及时进行保护，出土了1500多件文物，南水北调工程，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可以说，只要事先进行考古勘测发掘，地下文物就会得到有效保护。

　　新京报：北京市建设项目的前期考古勘测都是由市文物研究所来做，能不能不等建设项目报批，主动去找人家呢？

　　宋大川：我们很愿意，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在建设过程中进行执法都已经很困难了。

　　新京报：进行前期勘测，建设单位要出相应的考古勘测经费，这笔钱大概是多少？

　　宋大川：可以这么说，一整个房地产项目，地下文物保护的钱绝不会超过一套房子的售价。

　　新京报：这笔钱文研所一般会怎么安排，会有盈余吗？

　　宋大川：不仅没有盈余，而且根本不够用。这笔钱用来支付勘测、发掘的人工和机器的费用，一般都不够。就更别说发掘上来的文物的修复以及结集出版的费用了。况且，在进行过考古勘测发掘的项目中，没有一个是给足钱的，能给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已考古项目无一项延误工期

　　新京报：有人认为考古勘测会影响工程进度，尤其是政府重要工程。

　　宋大川：凡是进行考古勘测的，没有一项延误工期。

　　新京报：你认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有矛盾吗？

　　宋大川：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而且，保护是更长远的发展。

　　新京报：那如何建立长远发展的长效机制呢？

　　宋大川：专门立法保护，将大型建设工程的地下文物保护列为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建设项目必须由文物部门出具评估意见。在这之前，政府可以先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

　　现在，环境保护有“环评”，文物保护也应该有相应的评估。

　　新京报：有没有其他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

　　宋大川：地上文物保护，北京是全国最好的。地下文物保护，北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在洛阳、成都，都有具体、严格的规定，对地下文物保护很好。例如洛阳，在市中心进行建设时发现了重要的周王文物遗址，就改变工程内容，将文物遗址原状保护起来，建成了王城广场和专题博物馆。还有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

　　保护文化与经济利益无关

　　新京报：你每年都做地下文物保护的提案？

　　宋大川：2003年以来，从奥运场馆到大型工程，再到房地产开发，我都提出要保护北京的地下文物。我的提案已经连续三年是主席督办案，这对一个政协委员来说，是莫大的光荣。但从提案的落实上来看，又是莫大的无奈。

　　新京报：这些年的努力，有没有人跟你站在一起？

　　宋大川：很多政协委员都跟我站在一起。现在，政府的各个部门的认识也都在逐步提高，市民的素质也非常高，他们自觉保护自己的文化、习俗，都是出于良心，与经济利益无关。

　　本报记者 王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