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雷成

　　几块石头垒起来的灶上，熏得乌黑的铝锅已经“扑扑”作响了，李兹喜还没洗菜。他舀了小半盆水，蹲下来把菜放进盆里，隔壁教室里，汉语都说不太好的布依族孩子们已经开始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一个赛一个地大声朗读起各自的课文。

　　他站起身来擦擦手，回身到里屋拿了课本，空着肚子踏入了教室。

　　坐在教室最里边的儿子李准看见父亲准备上课，顿时显得垂头丧气。他也饿着肚子。

　　贵州省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班仁乡金祥村是全县最贫穷最边远的村子。这里2006年才通了公路通上电，村民们以种苞谷和油桐为生。

　　在金祥村油落小学，13年来，李兹喜只身承担了校长、教师和勤杂工等多种角色。

　　由于他的坚守，金祥村100多名适龄儿童无一辍学。

　　而在前11年中，李兹喜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每年365斤苞谷。按照当地市价，这份“年薪”不到300元。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好”

　　从罗甸县城到金祥村，有两种走法：一是坐车，在山路上颠簸3个半小时；二是走水路，乘1个多小时快艇顺蒙江河到油落山脚下，再爬两个小时山。

　　油落小学不过是一栋紧挨着山坡立在半山腰的低矮土房。3间屋子，1间是村委会，中间是教室，最小的一间，被李兹喜用来当了厨房和卧室。

　　教室里12套课桌椅已经破旧不堪，窗玻璃早就没了，土坯地面坑坑洼洼的。“黑板”是在墙面上用黑漆刷出的一块长方形，有三分之一已经随着墙面的老化而剥落。

　　门前一块约10米宽的三角形地块显然是被细细平整过。断了一根支柱的木制篮球架倒在这个晴天扬灰、雨天滚泥的操场一角。

　　只有高悬在屋顶上的国旗崭新鲜艳，猎猎作响。

　　站在这个操场上，前后左右，除了山，还是山。一条羊肠小道绕过操场一侧伸向山脚。往上走，是李兹喜每周末回家的路，往下走，是通往他每天去打水的芭蕉弯。

　　早上9点多，学生们沿着山路三三两两地来了。由于居住地分散，最远的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

　　20个学生，11个一年级，9个二年级，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节课50分钟，都被李兹喜分成两半。头半节，教一年级新课，二年级的在一旁做练习；后半节又反过来。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李兹喜说。

　　以前，油落小学有4个年级，他常常忙得顾此失彼。给四年级讲课时，三年级的孩子盯着黑板发愣；上二年级的课时，一年级的学生读书声越来越大。有时候下课了，他才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已经站在拼音图前不停地念了1个小时。

　　2006年后，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学英语，这超出了李兹喜的能力范围，孩子们只好转学到班仁乡中心校去。

　　一下子撤了两个年级，李兹喜对此很怅然：“要是我当初把英语学好就好了。”但他同时又欣慰：“我教四年级有时候都有些吃力，一些生词我也解释不通。他们转到中心校肯定比在油落好。”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太好。”这位憨厚寡言的教师总结道。

　　这天，二年级正在学一首小诗，李兹喜刚抄了三行，黑板就满了。他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问：“同学们抄好没有？我要擦掉了。”

　　在课堂上，李兹喜坚持讲普通话，虽然他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平翘舌和前后鼻音。

　　最让他头疼的是音乐课和美术课。李兹喜不太会唱歌，翻来覆去也不过是“太阳当空照”等几首，可孩子们唱一次开心一次。他也不会画画。当地条件有限，孩子们只能用铅笔画一些平面图形。

　　自从去年雨季，操场上的木头篮球架被水泡坏后，孩子们就只剩下一个破足球可以踢踢了。最受欢迎的还是活动课。20个孩子围成两个圈玩儿追逃游戏，又紧张又兴奋，尖叫着追逐，笑倒在地上。

　　这时，站在一旁的李兹喜，脸上有平静的、满足的笑容。

　　“年薪”365斤苞谷

　　下午4点30分，把孩子们送走，李兹喜开始做晚饭。儿子李准不知道跑到哪儿玩儿去了。

　　李兹喜并不是金祥村人，他家在离村20多公里外的班仁乡。

　　1995年，20岁的李兹喜初中刚毕业，在班仁乡算是学历较高的人了。乡教育辅导站站长找上门来，问他愿不愿意去教小娃娃。

　　其时，油落小学已经空了两年，他的前任因为吃不了这儿的苦，“自己找出路”去了。李兹喜想，自己喜欢当老师，也得“找点儿活路”，便背起行李走进了油落山。

　　当时双方商量着先教两个学期试试看，可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在油落山扎下根来。

　　最初的教室是在一名村干部家的茅草房里，四处漏雨，三四个孩子挤坐在村民自己钉的板凳上上课。没有教材，更没有教具。李兹喜找来各种形状的石块，教孩子们认“长方形”、“正方形”，再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在用着。

　　每个学生每学期交30元书杂费，李兹喜得到的报酬，是这些钱购买课本后的剩余，再加一年365斤苞谷籽，由学生家长平摊。

　　由于没有稻田，苞谷是当地人的主食。一般把苞谷粒碾成苞谷面后煮着吃，大米要等到集日才能在乡里买，一般人家是没有的。

　　“我当时想，只要不饿饭就行。”李兹喜说。

　　可是，因为村民实在穷困，大多交不起学费，有的就连每学期几斤苞谷籽都交不出来，李兹喜几乎从来没有按时足额拿到过“工资”。

　　单身时尚且常常有“过不去的时候”，何况一年后，李兹喜和村里的姑娘陆小招结了婚，养家糊口的任务就更重了。

　　婚后，陆小招搬到班仁乡，独自耕种李兹喜家里的两亩多地，而李兹喜则留在村里，吃住靠上了岳父岳母。每个周末，李兹喜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与妻子相聚。

　　上不能侍奉父母，下不能荫妻教子，李兹喜总觉得愧疚。每到寒暑假，他总是拼了命地帮妻子多干一些农活儿。即便这样，家里也时时困窘。

　　有一年陆小招生病，送进医院后，李兹喜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是父亲帮他付的2000元医药费。

　　李兹喜心酸地回忆，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自己只能拿着编织口袋到处去借。半夜里，5岁的儿子李准常常饿醒，哭着说“爹，我要吃饭”。

　　“我只好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让他含着，拍着他的背，让他慢慢地睡去。”

　　实在没有办法，李兹喜下了很久的决心，嗫嚅着开口向学生们“讨工资”。

　　那天下课后，李兹喜拿着装粮的口袋走回教室。“我对娃娃们说，老师今天开始就没苞谷吃了，按照惯例，要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才收‘学费’，但是，因为上学期有10多个同学没有交，所以老师的粮食不够吃了。你们回家问问大人，谁家有余粮，先交点来让老师吃吧。”一口气说完这段话，李兹喜“觉得自己的脸很热。”

　　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李兹喜向学生们讨要自己的“工资”。

　　2005年秋季开学时，学生的书费迟迟收不上来。眼看无法按时开学，学生和家长干着急，李兹喜也一连几个晚上辗转难眠。

　　捱到8月19日晚上，无法入睡的他打着手电筒，独自步行20多公里山路回家，敲开门后，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把家里那头年猪杀了卖吧！”

　　“我当时就不同意，我说你杀猪卖，两个小娃娃要不要过年？他说不杀猪我没有书费，当时他就流了眼泪。”陆小招回忆。

　　争执到最后，陆小招还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李兹喜把年猪换回500元钱，带着崭新的课本回到金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