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制定优惠政策，特别是经济补偿标准，必须通过听证会广泛听取纳税人的意见，还应当向人大报告并经相应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因为用于补偿的钱不是政府的，而是纳税人的。”姜明安说。

　　博士生导师、广东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张尚仁也指出，相比于80年代、90年代，如今公务员掌握的经济资源、享受的待遇和利益有增无减，从房改、医疗、社会保险到子女上学等，都不是用货币算得出来的。“政府行政权力的非理性行使，使民众并不因经济收入增加而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反而对政府的许多行为不满，政府本来是为维护公平而存在的，但现实中最不公平的却在于政府拥有种种特权。”他说。

　　这种特权和待遇外显化就有了货币价值。一位企业家认为，服务非公企业或辞职创业的公务员，虽然没有了公务员的身份和权力，但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一定时期内仍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规划局、土地局的到房地产公司，卫生局的到私立医院，“熟人关系就成了一种资本”，公共资源的商业化实际是在助长一种不正之风，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

　　“如果排除公务员使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在创业市场上和其他人一起竞争，其风险和成功率都是一个未知的数字。”这位企业家说。他还认为，昆明市出台的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强化了公务员的诸多优越性。“按照这一政策，一个人一旦做了5年公务员就有了高于工人、农民的价值和待遇，企业职工自愿辞职，不要说给你奖金、保留工资待遇，就连经济补偿也没有。因为你不为企业创造价值了，企业有什么理由还供养你？”

　　云南大学教授胡其辉认为：“将一名使用纳税人提供的资源的公务员，转变成为一名纳税人，这是一个降低纳税人负担的举措，但同时也可以视之是一种对‘公务员退出’的补偿或‘赎买’政策。”

　　“赎买”并非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探索建立公务员退出机制的过程中，都采取了一些类似昆明这样的“赎买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引来众多争议，但有学者认为，这种“赎买”并非都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之所以迟迟难以建立，原因在于公务员享有高于社会一般水平的待遇保障，这些待遇使公务员一般不愿意自动“退出”。因此，对自愿辞职创业的公务员进行“赎买”，实际上是在对他们自愿退出公务员体系进行补偿。这种补偿，都是由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

　　“但是，这种特殊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时政专栏作家凌之敏认为，公务员群体的特权，不能由他们自己主导和决定，应该通过法律来调整。公务员享有的待遇使公务员成为社会上最抢手的热门职业，其结果是，无论怎么改革，财政供养的人员并没有减少，如此以来，公务员自愿退出的补偿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张尚仁认为，如今，一些地方政府扮演的仍然是经济建设的角色，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公共治理上。“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企业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最重要力量，政府应逐渐从直接创造财富的竞争中退下来，转而致力于为“企业创造财富”创造更优越的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