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人因为“傻子”这样一个称谓而闻名全国。他就是年广九，我国“第一商贩”，我国最早的百万富翁。3月15日，安徽芜湖，本报记者和71岁的年广九相约见面。

　　年广九递上的名片有些花哨。正面是夫妻二人的亲密合影，背面有他特意印上的一段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傻子是我，说这话的是邓小平。”年广九认真地解释道。

　　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邓小平。因为，邓小平的这段话让他“起死回生”。

　　文/图 本报记者 赵素冰 程启凌

　　傻子的发迹史

　　炒瓜子

　　1976年就炒成百万富翁

　　“1976年，我就有100万了，可能还不止。”说起辉煌往事，年广九声如洪钟，脸上也开始泛起红晕。

　　对30多年前自己到底有多少资产，71岁的年广九已经不能完全记得，但了解改革开放的人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芜湖出了个百万富翁。那时候，租本小人书只要一分钱、一斤猪肉只要几毛钱、幼儿园一学期“学费”才10块钱左右，“万元户”在大家看来都是超级大富翁的时候，他已经是个百万富豪了。

　　年广九出生农村，父母做的小生意只能勉强糊口，但他硬是凭着炒瓜子炒出了当时的天文资产———100万。

　　家在淮北的年广九从小和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很早就离家到芜湖讨生活了，直到奶奶去世，9岁的年广九才到芜湖和父母团聚。

　　来到芜湖后，年广九开始做学徒经商。“什么都学，只要能够赚钱，都学。”10多岁，他就接手父亲的水果摊。可做生意、赚钱，这些词在上世纪70年代是大家都不敢碰的灰色词语，那是资本主义的事情，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

　　果然，他的水果摊很快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被割掉尾巴的年广九不久又贩起了板栗，这次他更惨，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进监狱一年。出狱后，年广九又转而卖瓜子。他走访全国各地，掌握了72个品种瓜子的不同配料，并研制出了融南北口味于一体的瓜子。

　　年广九卖瓜子和别人不一样，人家买一包瓜子，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就硬塞给人家。多给瓜子，还要降价，大家都说他是个“傻子”。可就是这个“傻子”，他的瓜子生意越来越好。“两队人排队，排队要排100多米，从早上排到晚上，甚至夜里两三点钟就有人来排队。”生意好了，钱赚得也多了，“很快就赚了100万”。

　　生意越做越大的年广九想为自己的瓜子取个名字，后来想，反正大家叫他“傻子”都叫出名了，提到“傻子”就会想到他，就索性叫“傻子瓜子”吧。“就像现在的企业花几百万做宣传一样，我多抓一把给人家，就是做宣传。”年广九那时就有了营销意识。

　　小平三救他的命

　　1980年、1984年

　　雇徒炒瓜子 小平平息姓“资”姓“社”大讨论

　　炒到一百万资产的年广九，一天就能卖出瓜子两三千斤，虽然赤膊上阵昏天黑地地炒，40多岁的年广九一个人还是吃不消的，他请了一些帮手，当时也叫“徒弟”。这些徒弟不仅不交学费，还有工资可拿。很快，“傻子”有了12个“徒弟”。

　　雇用12个人，就是现在一个苍蝇馆子的规模，可在当时，却在全国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讨论。

　　在一部经典著作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雇工超过8人，就是资本家，就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于是，“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叫年广九”的说法开始在全国沸沸扬扬传开。政界、学界开始激烈辩论，雇工12人算不算剥削？年广九算不算资本家？

　　辩论在激烈地进行着，而年广九也依然在甩开膀子炒瓜子。1980年，邓小平看到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可辩论还是没有结束，当辩论进入到1982年时，年广九的瓜子工厂已经从当时雇工12人发展为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

　　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九的雇工问题层层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的雇工问题……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九，并写了一个报告，直接上报到中央。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到了远在芜湖的“傻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怕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一锤定音，结束了关于“七上八下”的讨论，也解决了个体户的雇工问题，民营经济轰轰烈烈的发展从此有了基础。

　　1992年

　　小平南巡讲话再提“傻子” 年广九被无罪释放

　　上世纪80年代初，挣够一百万的傻子风光得不得了，“钱太多了，天气好的时候，我就把发霉的钱搬出来晒太阳”。因为“老婆把钱看得和命一样，不让改革”，年广九和第一任妻子在1980年离婚了。

　　年广九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做起生意来也很粗犷，其他地方的人来厂里拿货，凭一张有年广九签章的白条就可以，而他的印章正是他一直戴在左手无名指上那个硕大的金戒指，戒面上刻着他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民营经济普遍进入了生命的寒冬，有近三分之二的民营企业没能抵挡住这股寒流，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年广九因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罪名在芜湖被起诉。“我拿的是我自己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年广九说自己不明不白被投进监狱，坐了半年牢不到，但是案子一直拖了3年。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因为贪污罪证据不足，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九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就在这时，小平第三次提到了“傻子”年广九，而正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再次救了他。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就这么简单几句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年广九被宣告无罪释放。

　　1980年，1984年，1992年，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中三次点到傻子的名，而这三年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

　　傻子的“后改革”时代

　　与儿子内耗让他失去很多发展机会

　　1994年11月11日，出狱不久的年广九宣布“再次出山”。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经济学的天才，不出来做生意不行，“一直要做到不能做的一天，至于以后，等后人评说吧”。

　　出狱后的年广九，决定在事业上好好干一仗，可还是因为“不支持改革”这个原因，他和第二任妻子离婚了。在生意上，他和两个儿子也较上了劲，甚至相互压价。

　　1997年，一个庞大的“傻子集团”宣布成立，年广九任董事局主席，两个儿子年金宝、年强也都进入高层。正在大家都以为这个家族企业将开始上演另外一幕发展大戏时，集团却在成立一个月后宣告解散。年广九说，做生意还得一个人说了算，人多了，意见不统一，“不好搞”。

　　父子三人再次回到各自为阵的局面。1998年，年广九结识了第四任妻子，也是现任妻子陈慧芳，“她比我小30岁，但我们观念是一样的，我现在很幸福”。

　　2000年，陈慧芳为年广九生下了他的第四个儿子年龙。也许是老来得子的喜悦，一年后，年广九宣布退出江湖，并将”傻子瓜子”的商标以一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事后，儿子们吐露真相说，商标并非一分钱转让，他们给了年广九100万元。此后，长子年金宝拥有商标权、次子年强拥有肖像权，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傻子瓜子”商标。不管事实如何，年氏企业在这种内耗中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以在生意场上打败了儿子而且可以永远打败儿子为傲的年广九也没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

　　2001年11月，长子年金宝离奇死亡。这个家族再次陷入商标纠纷，商标的归属一度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可这对于年广九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商标是我的，我想用就用”。他说商标一直就是他的，现在大儿子死了，他用商标就更没问题了。因为当时肖像权给了年强，所以现在年广九用的商标更换了图片，新商标的图片是他和夫人陈惠芳的恩爱照片。

　　今日傻子

　　转战郑州 “傻子瓜子”在芜湖影响渐微

　　2007年，年广九宣布拿回商标，再出江湖，他的目标是“大干20亿”。在退出江湖以后，年广九和陈惠芳去了郑州，而放弃芜湖远走郑州，只是因为“得中原得天下”。现在年广九的工厂在郑州，芜湖只有一个专卖店，而这个专卖店和年强的专卖店只有几百米之遥。

　　3月15日，星期六，芜湖的天气很好，市中心的河滨广场上，不少市民正在悠闲地沿湖散步、晒太阳。

　　广场边上年广九的“傻子瓜子专卖店”不大，带着浓重的上世纪80年代店面的痕迹———红色为底的大幅店招，店内年广九张开双臂的大幅彩照，货柜上还摆放着“改革之星”等各种奖杯、奖状。

　　店内，5个身穿统一服装的工人正在招呼顾客。店里炒货种类很多，有西瓜子、葵花子等传统产品，还有开心果、腰果和各种果脯。生意不错，不到20分钟的时间，销售额就达3位数了。“工资不高，但年总对我们很好，好多工人都是10年工龄的老员工了。”工人们说他们没有周末，但每天两个班轮着上，每天只上半天班。店里没有收银机，做一笔生意记一笔账。收到50元或100元大钞，就把它放到一个保险箱里。“没有专门的财会人员，也不需要”。

　　两个小时后，刚刚跟人吃完午饭的年广九来了。只见他穿着一身旧西服，一身酒气，衬衣领口的纽扣也没扣好，穿在衬衣里的两件保暖内衣层层叠叠地露了出来。

　　年广九说“傻子瓜子”的“大本营”虽然在郑州，芜湖只有一个专卖店，但他还是会不定时地来芜湖看看，更多的时候他单枪匹马在全国跑、谈生意。“现在每年销售额都以亿计算。”年广九在郑州的工厂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操作，目前正在准备第二厂区的开辟。如今，芜湖的出租车师傅都还知道“傻子”这个人，但市民对“傻子瓜子”却没有特别的偏好，“老傻子是很厉害，这几年难得听到他的名字了”。

　　记者印象

　　固执的老爷子

　　“6561”“6561”……在芜湖专卖店视察时，年广九接到一个生意伙伴的电话，电话里他吃力地用浓重的芜湖口音重复着专卖店电话的后四位数，一连数遍，电话那头都没听明白，直到他脸涨得通红，最后不得已挂掉了电话。“普通话？不学，没什么意思。”他说他对学普通话没什么兴趣，学文化对经商更没有什么好处。

　　“我没有文化，但就说经济学，现在没有几个人比我强。”年广九对自己的经商能力非常有信心，他说经济学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不需要学习。“买进卖出，差价就是利润。”经济学在他看来就是这么简单。他把有文化的人比作文官，把像他这样的生意人比作武将，“文官都是拿笔杆子的，做生意不行，做生意的都得像我这样的武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