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报道之六：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与现实

　　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杨希鸿似乎已经忘记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杨希鸿的家是上海“鸽子笼”似的阁楼中的一间，13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挤着三口人。

　　30年来，曲折前行的中国住房改革，带给人们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这些变化，快得让杨希鸿难以想象。

　　1978年的起跑线

　　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哄着外孙，杨希鸿似乎已经忘记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如果站在锦江饭店的最高层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是这些“鸽子笼”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三口人。

　　3.6平方米，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上下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可查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建国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

　　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

　　“文革”结束后的知青返城高峰，和上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结婚高峰，让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更加尖锐。经常有要结婚的年轻人，跑到有关部门要求分房子。

　　然而，面对全国869万城镇缺房户，疲弱的国家财政早已无力承担。名义上用于房屋维修、管理、建造之用的由职工缴纳的房租，在低工资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怜。杨希鸿记得，在她每个月工资是40元的时候，她只需要交纳每平方米0.2元的房租，而且这个数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增长过。

　　“这些房租，连旧房子的维护都不够，更不用说建新房了。”住房制度改革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住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张元端说。

　　一边是亟需改善的住房条件，一边是捉襟见肘的财政难题，站在1978年的起跑线上，关系民生的房子问题，成为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解除思想羁绊

　　钱从哪儿来？

　　邓小平的两次谈话，为尚没有方向感的具体操作者，指明了方向。

　　1978年9月，城市住宅建设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传达了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的一次谈话。邓小平说，“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私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此时，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3个月时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针对住房问题，邓小平再一次说，“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

　　然而，在计划经济已经实行了近30年的中国，城镇职工自己建房、购房向来被认为是发展私有制，“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张元端说，在整个国家的经济航向逐步转向商品经济甚至市场经济的时候，要让人们接受住房也是一种商品的观念，要让老百姓习惯自己掏钱租房，自己掏钱买房。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苏星发表在《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为即将进行的改革，找到了理论依据。

　　1980年1月，重新回到杂志社经济部主任岗位上的苏星，在《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怎样使住宅问题解决得快些》的文章。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对中国城镇住房制度进行研究的他，在这篇文章中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证出住宅是个人消费品，而且依然是商品，私人购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

　　试点的探索

　　突破了理论困境，住房改革的实践，便在邓小平划定的“提高租金，出售公房”的圈子里，开始试点。

　　最初的试点，于1982年在四平、常州、郑州、沙市四地起步，并以点状逐步向全国分散，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1604个城市和300个县镇在进行住房改革的试点，共向个人出售了1095.8万平方米的住宅。在各地自主改革的基础上，1986年，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又启动了烟台、唐山、蚌埠三个城市的综合配套改革。

　　“这些试点大同小异，总的思路就是找钱，想什么办法，才能弄来建房的钱。当时能考虑到的就是卖房子和提高租金这两条路，把新建住宅出售给职工个人，提高房租，把拿到的钱再投入到新的住房建设上。”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房改制度研究专家汪莉娜说，无论是哪一种办法，都有一个问题回避不了，老百姓是否有购房的意愿和能力。

　　此时，中国的改革刚刚推进到城市，企业正在进行扩权让利的探索，职工工资的改革尚未全面启动。

　　烟台市民宫建华当时每个月工资只有52元，根据烟台的试点方案，即使在给了各种优惠后，买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仍然需要2万元，相当于她不吃不喝30余年的工资。

　　不仅没有能力买，她还有很多顾虑。

　　“买房就是有私产，谁还敢买房子。再说，住公家的房子，不仅房租低，水管坏了有人修，灯泡坏了有人换，干吗要买房子。”

　　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这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提租的改革，也阻力重重。根据烟台的方案，考虑到职工的承受能力，房租提高后，由企业按照职工工资的29%给职工发放住房券，这部分房租上涨的压力，实际由企业承担，成为正在放权让利的企业的一个大包袱。这个包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压力下，而越发显得沉重。

　　最终，在企业的反对和各地出现的贱卖公房的风潮中，这些在各地进行的试点被叫停或不了了之。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个时候的改革，并没有进行制度设计和全盘的考虑。在政府财力不足，企业面临转制的情况下，‘甩包袱’是政府政策选择的初衷，企业改革、金融改革都滞后于住房改革，不能提供很好的支持。”汪莉娜说。

　　上海的突破

　　在全国的房改陷入困境时，1991年，上海建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为解决房改中的资金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

　　1985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上海计委研究所后，戴晓波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研究住房制度改革，6年后，他是《上海住房改革方案》的方案组组长、执笔者。

　　此时，“提租售房”的改革正在全国各地试点，提租派和售房派的争论之声此起彼伏。在这个圈子里兜兜转转了几年后，戴晓波意识到，必须寻找到第三条道路。

　　1990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刚刚过了春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就带着几个人到了新加坡等地，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上海的住房改革寻到一条破题之道。此前，他刚刚接受了人大代表的质询，“为什么你当了市长，上海的住宅竣工面积少了100万平方米？”

　　“朱镕基回来后说，上海的住房制度改革，他一直放在心上，核心问题就是资金问题。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可以借鉴。”戴晓波说。

　　1991年5月，作为5个重要内容之一，公积金制度被写入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上海市要为职工建立“住房基金”，钱由职工和企业共同负担，数额为职工工资总额的5%，这些钱，由公积金中心统一管理，用于向企业建房和个人购房发放贷款。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承担了上海全市公积金账户的设立工作。房地产信贷部主任顾浩钟说，账户设立工作启动仅仅两个月，建行就为全市40多万个职工开设了账户，到1995年底，已经归集资金77.18亿元。

　　1992年5月8日，上海普通职工杨希鸿，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穿着灰色毛衣，烫着卷发的杨希鸿，在一份油印的、略显粗糙的借款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全上海，乃至全国首批通过公积金贷款买房的个人。

　　杨希鸿至今仍保存着这份编号为001号的借款合同书。合同书上写明，杨希鸿向住房公积金中心贷了8万元分期偿还的贷款。这8万元，帮助杨希鸿圆了多年的住房梦。

　　很多朋友来向杨希鸿祝贺，“恭喜你啊，有了自己的不动产了。”杨希鸿说，这个祝贺，“比我自己理解的还要深”。

　　由成思危牵头的全国住房改革研究小组的调查数字，证明了公积金对提高公民购房能力确有作用。在被调查者中，1980年到1990年间，购买公房的居民只有8.6%；1994年到1997年推广公积金的阶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购置了公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