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张敏/北京报道

　　不用着急去搞个政治性的“农会”，宁愿在既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来谈，合作社发育到一定程度时，它自然会更多地去为农民说话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村问题的热度推向了一个高峰。

　　会议之前，大讨论已经展开。持不同观点的三农问题专家各抒己见，交锋的意味浓烈，甚至有关土地私有化的讨论也并不避忌。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新华社报道说，党的十七大代表中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部分基层代表和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列席了此次会议。

　　以往中共历届全会，通常是在会前征求党代表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广泛调查研究。但是，基层党代表和专家学者列席全会则非常少见。列席会议的基层党代表和专家学者可以看到会议文件，并提出建议。

　　“这是中央发布党代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后的一次实践。”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

　　不过，这种党务公开的细节在农村问题的热度下，几乎未被注意。

　　“只要‘三农’不出问题，中国就出不了大问题。”浙江省农经学会会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顾益康对本刊记者说，“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更让我们认识到农村广大市场对提振内需的重要性。”

　　公报未出现“流转”二字

　　此次三中全会人们有关土地问题的期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9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安徽凤阳小岗村时的一段讲话：

　　“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一时间，“土地流转”成为舆论关键词。这其中，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

　　我国政府并非不允许土地流转。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明确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并要求在土地流转中要给予适当补偿；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明确了土地承包权可以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依法流转。

　　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也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而在实践层面，土地流转也早已进行。由于种粮效益不高，很多农民开始外出经商打工，村集体内农户间的转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规模化种植，将抛荒的土地返租回来，再转包给种植大户，这就形成所谓的“反租倒包”。

　　据统计，在浙江，到2006年底，全省土地流转面积为393万亩，占全省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19.8%。

　　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形式和规模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告诉本刊记者，农地要扩大流转，就会受到一些法律制约，比如农民的土地不能抵押贷款，比如非农建设用地要转到集体之外也受到法律限制，“这样的状况的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些不利的影响”。

　　学界认为，土地流转不畅，影响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从而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他们呼吁更为自由的土地流转制度。党国英提出要实行“永包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永远属于农民，以消除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顾虑。另一种声音更进一步认为应当实行土地私有化，给予农民清晰的土地产权。

　　而反对的声音也十分激烈。农业问题专家李昌平对本刊记者说，所谓“永包制”没有意义，“因为现在土地流转不畅不是因为产权问题引起的，而是由于土地太分散”。他坚持由村集体来主导土地流转，“可以根据情况三年五年一调整，现在的问题是村集体丧失了权力”。

　　至于土地私有化，反弹的声音则更大。反对者普遍认为这必然导致资本和权力侵蚀农地，导致失地农民增加。

　　激烈争论中，人们更积极地捕捉土地政策松动的信号。但10月12日发布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连“流转”二字都未提及，仅用一句话概括了中央对土地问题的政策---“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之前媒体上的讨论有不合理的预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对此评论说。

　　不必搞政治性农会

　　不管预期是否合理，土地流转已成大势所趋，这一点是学界共识。关键是如何流转？流转时应注意什么？流转之后又该如何？

　　李昌平提醒说，亟需防止出现菲律宾化倾向，否则扩大农民权益便如同空中楼阁。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但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佣。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原因复杂，但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李昌平介绍说，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了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失去土地成为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进步，所需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而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崛起中，则“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 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技术服务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如何在土地流转中保证农民权益，党国英抱有相似观点：“要避免大地主的产生，尤其不能鼓励城市资本下农村，过分介入种植业。”

　　另一方面，他同样认为农民需要一个组织来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但不用着急去搞个政治性的‘农会’，我宁愿在既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来谈，合作社发育到一定程度时，我想它自然会更多地去为农民说话。”

　　2020年的具体目标

　　土地流转虽然是焦点，但“如果我们的城市开放程度还不够，二元体制还不能打破，农村社会保障没有进步，都将给土地流转带来困难”，党国英说。

　　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的李昌平，所持观点与多数学者相异。

　　2006年，曾冒险分田单干的小岗村将2000亩耕地中的60%集中起来，引入外地资本用于发展蘑菇、花卉、葡萄规模种植及家禽养殖等。这种集中利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惠。2007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已达6000元，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元。

　　李昌平以此为例，“集体好还是单干好，并没有定规，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出了明确信号，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在李昌平看来，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最好办法。

　　争论还在继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不赞成多做猜测，“在具体的《决定》出台之前热炒土地问题，会造成一种很不好的导向。关于‘三农’，很多问题都需要探索”。

　　而从公报来看，也的确全面而系统地涉及很多问题。除了土地制度外，公报还提出“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将从农业投入、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不断强化对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支持和保护。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这些也是学界呼声最高的改革方向。

　　“公报最大的亮点是为农村改革设定了具体目标。”叶笃初说。2020年被设定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这些目标都引人期待。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于近日正式出台。“到时候，一切都将水落石出。”党国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