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节，武汉工程师韩庆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罪名是“受贿罪”。几个月后，受中央指派，当时的劳动人事部一位副部长带团前往武汉，为韩庆生平反，恢复名誉、道歉，并返还罚没的全部报酬。此案打破了死水一潭的人事制度，推动了全国人才自由流动，被称为“改革开放知识分子第一案”。

　　一审期间为韩庆生作无罪辩护的律师周明达认为，该案如果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韩庆生将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放在上世纪80年代初，会引起有罪和无罪的激烈争执；倘若在现在，又将产生此罪和彼罪的辩论。

　　星期日工程师

　　偷偷帮民企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同年1月和4月，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到这一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

　　这些被打击的对象相当多数与民间资本有关。这是因为，新兴的民营企业面临着资金、人才、指标、市场等社会资源的全方位短缺，它们要取得一些资源，就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有企业。这一点在当时几乎无法避免。民营力量把手伸向国营企业内部的科技人员，开始与国企争抢技术和人才等软资源，进而瓜分国有企业的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向民营企业偷偷输送技术的技术人员已经不能用“个别”、“少数”这样的词来形容。

　　当时国内科技人员号称800万名，几乎全部掌握在国营单位手中。于是，上海便有很多国营企业的工程师在周末被苏州民营企业接走，偷偷地到这些工厂帮忙。当时有个专用名词来称呼这群人，叫做“星期日工程师”。即星期一到星期六为国营企业工作，星期六晚上就到了苏州，星期日白天为那里的工厂提供技术帮助，晚上回到上海。

　　韩庆生当时是武汉国营一八一厂工程师兼研究所所长，经常到上海公干。这使他开始琢磨一些沿海正在变化的东西。这种思考本身，成为之后一切喜忧的诱因。

　　国企劳模工程师月薪50元

　　1963年，韩庆生成为一八一厂的一名技术工人。这家军工厂从汉口三阳路搬迁到东湖之畔后，污水排放也从长江转移到东湖。因此从1965年开始，他和同事们就承担了兴修污水站的任务。5年后，根据韩庆生的设计原理，污水站终于建成并投入使用。由于技术过硬，污水站引来了全国各地同行的注目。于是该厂打算设计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开拓市场。1975年，韩庆生成功设计了国内第一台污水净化机。这种小型设备为一八一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韩庆生记得：“当时军工这块的产值有二三百万元。民品这块有300来万元，主要来自于我设计的这种小型污水处理设备。”

　　突出的业务能力也为韩庆生带来极高的个人荣誉。1978年，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之后的几年，连续被一八一厂推举为省市劳动模范，成为该厂历史上第一个工程师，并经常到北京参加高级别的科研会议。“1975年，我就坐过飞机了，从武汉到北京，只要一个多小时。有段时间，每个月坐飞机去北京。”在那个年代，老韩成为厂里的名人。

　　尽管坐飞机去北京是被所有人艳羡的美事，但韩家却有难言之痛。“作为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我一个月工资50块钱，加上老婆的29块5毛，一个月全家收入不到80块钱。就这点钱，要供养4个孩子和两位老人，只好在厂区种点菜，经济压力很大。”直到今天，韩庆生也非常感谢当年那些老邻居，“每个月15号发工资，但是13号就没钱了，所以每个月要到邻居家借5块钱”。

　　“每个月差5块”的老韩有点郁闷。一八一厂的出差补贴是每天4毛，但他在北京的开销无论怎么压缩也需要5毛。“太穷了！我干了那么多，生活却过不下去。”老韩开始犯疑，创造的300万元产值跟自己有什么关系？飞来飞去到底是为什么？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

　　800多斤猪肉钱把他送进监狱

　　当时，《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激起了韩庆生极大的兴趣。文章说，纺织部允许国营企业科技人员从事业余工作，就是那种白天上班，晚上打工的做法。与此同时，“星期日工程师”的现象被上海记者报道后，也受到国家有关领导的高度肯定。韩庆生判断，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已经得到国家的允许。

　　助民企起死回生拿到600元

　　于是，从1980年开始，一八一厂的韩庆生和3位同事利用业余时间，为武汉一家乡镇企业九峰农机厂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并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原理和我为厂里设计的设备没有区别”。这家由失地农民组建的民营农机厂本来濒临倒闭，立即因为韩庆生等人的帮助起死回生，当年就实现利润5万元。农机厂厂长黄从良兑现承诺，发给4个人每人600元。就是这600元钱，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

　　600元在1982年是韩庆生一年的工资。那一年，武汉的猪肉7毛一斤，可以买800多斤；小吃热干面5分钱一碗，可以买12000碗；武汉市区一套带厕所、厨房的两居室平房也才1000元。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也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个体育明星开始为全国人民津津乐道，他的名字叫李宁。而让今天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一部叫《血疑》的电视连续剧，剧中演员山口百惠成为中国老百姓的超级偶像，“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的泛滥程度足以令今天所有的流行工业制造商目瞪口呆。

　　不过，这些几乎没有给韩庆生留下任何痕迹。1982年，他在蹲监狱。

　　厂党委书记举报他“受贿”

　　当一八一厂党委书记发现了九峰农机厂的产品，并知道了那600元钱报酬的存在后，向公安部门举报，韩庆生“严重破坏经济”，罪名是“受贿”。1981年底，韩庆生被抓了起来。

　　韩庆生分辩说，设备是他搞的，业余时间去兼职，没有影响单位生产，中央的态度摆明了在那里，《人民日报》都发了文章，在沿海城市，都是默许的。一审，他被判无罪。但是，一八一厂领导不依不饶。1982年9月，检察院宣布将韩庆生正式批捕。因为已经坐了10个月牢，二审终结，他被宣布有罪免刑。

　　韩庆生回忆，蹲监狱期间也没有受到什么不好的待遇。最难过的是心里无法平静。“当时蹲监狱的一般都是强奸犯、杀人犯、盗窃犯等，进监狱是不可想象的事。幸运的是，多数人都觉得我分明就是冤案，值得同情，很多同事、朋友都站在我这边。”他认为，如果九峰农机厂是国营企业，肯定不是这个结果。但是，九峰农机厂作为一家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享受的各种待遇有天壤之别。它虽然也纳税，但是国家用税收培养的大学生，它没有资格接收。国营和民营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社会评价上有明显的高低之分，在各自掌握的社会资源上也不可同日而语。

　　1982年蹲监狱的“韩庆生”全国有3000多个。尤其是浙江乐清一个小镇上的8名个体工商户被作为破坏经济的典型而抓捕。一时间，民营企业再也不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

　　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有形的手”干预下分出了胜负。一方得以喘息，一方伤痕累累。那么，“韩庆生案”后，是否意味着除了原料和市场，民营企业不能使用国营企业的其他资源？人是否注定一辈子不能挪窝？韩庆生有没有罪？国营企业技术人员能不能业余兼职？……

　　武汉市委副书记登门道歉

　　1982年12月，韩庆生去了北京。他找到劳动人事部，又找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最后，他甚至进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大楼。韩庆生到京10天后，就接到了中组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不要离开北京，中央已经派出代表团到武汉解决你的问题。”

　　人们后来知道，由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带队，3报记者参与，中央一干人来到武汉，找到省委、市委、高法、市法和区法的相关人士。短短3天内，即由省高法宣布韩庆生无罪，恢复名誉、道歉，并返还已经上缴的600元。

　　在被宣布无罪的第二天晚上，武汉市委副书记带领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人到韩庆生家里赔礼道歉，第三天晚上，省检察院检察长也来赔礼道歉，事情终于告一段落。据了解，事后不久，曾对该案作出倾向性意见的市法院院长、一八一厂党委书记等均被免职。

　　1997年技术入股 占30%股份

　　韩庆生名声大噪。很快，他被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相中，调入武大。

　　在武大，韩庆生如鱼得水。次年9月，韩庆生的科研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他发明的新技术被转让给武汉第二拖拉机配件厂，技术转让所得的5万元，按照规定，90%纳入学校的科研经费，10%为研究团队个人所得。

　　1997年，湖北某公司邀请韩庆生采取技术入股的方式一起合作。韩庆生个人占该公司30%股份。几年间，由他主持为湖北省内的多家医院、电厂、度假村以及其他中小型企业建立了污水处理工程。韩庆生坦承：“为公司、也为我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但韩庆生的行为发生在今天有没有罪呢？一审期间顶住压力为韩庆生作无罪辩护的武汉律师周明达日前表示：“在当年是有没有罪的问题，但搁在今天，韩庆生利用单位的设施设备搞科研，外出打工获利，就有此罪和彼罪的问题，即肯定是有罪的，但是究竟属于职务侵占罪还是别的罪，还可以再研究。”

　　在周明达看来，“韩庆生案”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作出的判断完全是不一样的。“从法律角度，我们可以分析这样分析那样，但当时代环境这个大前提发生了变化，讨论有些问题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是上世纪70年代，韩庆生会受到行政部门、单位的严厉处分；如果1982年没有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运动，韩庆生的专利受到了保护，肯定不会入狱。”

　　周明达感慨，那个年代人都是单位培养的，人的关系、工作、个人历史都在单位，那么人的身体、大脑是不是也应该属于单位？“这些关系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律等许多方面，并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在改革初期及其后很长时间，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也能理解。”

　　值得庆幸的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对人身体、大脑的划分和占有，现在不再依靠严酷僵化的制度，兼职和业余打工成为普遍现象，只为企业内部制度所约束，成为职场契约的一个部分。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

　　本报记者 刘戈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