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范谊面临两个选择——考大学还是当一名有编制的石油工人？最终，他选择了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从一名助教到出国深造，再到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的视野逐渐拓展。

　　在高考恢复30周年之际，人人乐谈高考改革成了一景，其中也包括范谊。在去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交议案，建议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

　　高考制度本身，面临大考。

　　年轻人“天然的选择”

　　考大学还是当一名有编制的石油工人？

　　1977年秋，19岁的范谊面临选择。

　　因为父母都是西南石油学院(现西南石油大学)教师，范谊得到四川石油管理局一个内部招工指标。当时，他在高中毕业后已经做了一年多的临时工，“工作很难找，一年换了四五份工作，一天能挣一块钱。”可想而知，这个招工指标于他相当珍贵，报名、体检、政审依次进行。

　　就在这时，范谊听到了高考即将恢复的消息。这个关乎民族未来的决断，缘于一名从巴蜀大地走出去的老人。

　　1977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刚刚复出半个月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来自全国的33名代表共商国是。“文革”十年，科学和教育界均属重灾区，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这使得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面临严重的人才荒。如何为这个古老国度重新规划未来，这位总设计师将突破口瞄准了科教领域。

　　会议进行中，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率先对当时推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高校招生办法发难，建议恢复高考，一时应者甚众。8月8日，邓小平发话：当年即恢复高考，不再搞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

　　随后，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教育部重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推翻原有招生方案，规定从当年起恢复统一考试。10月下旬，这一消息正式向外发布。一道尘封11年的命运之门，再次艰难开启。

　　这使得范谊面临一个选择：参加高考，还是去当石油工人？很快，招工结果出来了，范谊被录用，成了一名地质勘探工人，他的任务是找油。

　　1977年12月，在范谊穿上工装走向巴山蜀水的同时，全国570万名年轻人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奔赴考场，接受那场决定他们前途的大考，通过那道“窄门”得以改变人生轨迹者共有27万人。

　　1978年，已经背着铺盖卷走遍川东矿区的范谊首次参加高考，那年他落榜了。录取比例只有5%，竞争相当激烈。次年再战，范谊考了329分，这个不错的成绩让他顺利入读四川外国语学院。

　　离开石油工人岗位时，范谊每月工资70多元，“那相当高了，但当时根本没考虑这些，没想过将来毕业能挣多少钱。”范谊说，那时上大学是每一个有一点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天然的选择”，也是一种相当大的荣耀。

　　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脱去工装，别上校徽，范谊有了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吃的是“皇粮”，什么费用都不用交，每月还有12元的补贴，医疗也是全部免费。他记得自己牙坏了，去第三军医大学看病，到学校医务室领一张转账单即可，一分钱不掏。那时上大学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占有，因此，高考的公平性是非常重要的。

　　1983年，范谊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充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学院)，每月工资42元。“本来西南石油学院要我回去，我没有去。我不希望呆在父母眼前，想自己闯闯。”范谊说。

　　在当了两年助教之后，范谊考取了云南大学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回到南充师范学院。

　　1989年，范谊再次得到一个深造机会，他被当时的国家教委公派至新加坡，学了一年教育，继续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努力，眼界也大为开阔。

　　就在范谊走出国门那一年，高校招生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革悄然而至。当年，高校开始对所有学生实行收费，其中公费生与自费生在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两方面均差别较大，毕业就业走不同途径，是为双轨制。

　　1994年，国家再行变革，对双轨制进行并轨，即不再划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对所有考生实行统一的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1998年，全国高校完成并轨，此后，高校学费大幅增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赋予一项重要职能：培养国家干部。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文革”造成的人才荒逐步得以缓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通过高考选拔国家干部的功能逐渐淡化。当上大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权利，变化随之出现：高等教育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1989年高校开始实行收费之时，一般高校每年学费为200元。200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5000元至10000元不等，20年间增长25至50倍。而统计数据显示，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

　　高校收费是否过高？这个钱又该怎样收？仍是一个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

　　2007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抛出一个观点：高校收费太低导致穷人上不起学。这名北大教授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然而，这一观点颇受争议，被讥为“大学收费劫富济贫论”，其可行性则被认为是“痴人说梦”。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从新加坡回国后开始走上教育管理岗位的范谊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世纪之交，他听到学生、家长对高校收费的反映比较多。这些年，随着各项救助体系的建立，已经可以基本保证不会有学生因贫困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