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她是建瓯山区的插队知青，在福州的父母好不容易弄了个招工指标，只有两天时间报到。大队部广播喇叭通知她去接长途电话，她翻过两个山头，赶到时，电话已断……命运使她留在农村

　　本报记者侯希辰

　　本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海西潮涌》推出后，本报热线968111接到不少读者来电，提供了他们关于改革开放30年间的老照片、民间日记、史实口述、史料线索等等，同时，本报为《海西潮涌》开通的邮箱也几乎被读者邮件“挤爆”，他们或写下当年的记忆，或拍下保存的物件，重现一段段难忘的回忆。

　　昨日，永泰读者陈秀梅寄来了一张照片，那是一部直到1991年家里还在使用的手摇电话机，这部电话已经被她当成“宝贝”一样用红绸布包着。福州读者汝榕则讲述了她关于电话变迁的一段回忆。

　　“闽北建瓯的大山沟里，村中唯一能与外界取得直接联系的，便是放在大队部的磁石手摇式电话机”

　　“每当看到学生娃们拿着手机，无拘无束地与人通话，而且手机还可拍照、上网等，我真羡慕他们啊。”今年57岁的汝榕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她是女知青，在闽北建瓯的大山沟里“插队”，村中唯一能与外界取得直接联系的，便是放在大队部的那种在《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电影里曾使用的磁石手摇式电话机。

　　“农村人特节约，电话与广播同一条线路，而且是周围几个大队共用，全凭铃声的长短来确定是哪个村的电话。”汝榕说，当时，一到晚上，听筒里全是广播的声音，喊破了嗓子也无法让对方听清。如果碰到刮风下雨线路断了，高山片的几个大队就会与外界失去联系，只有乡邮递员两三天来一次带信件和几张早已过期的报纸。

　　汝榕记得，“有一天，我因生病未出工，忽然挂在门口的广播喇叭响了，叫我去附近一个大队接长途电话。因为我所在大队的电话机坏了很久，公社邮电局的话务员好心地将电话挂到邻队，并通过广播通知我。”汝榕说，“当我翻越两座大山，跑了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了那个大队部时，电话早已断了。

　　我抱着那部破旧的手摇电话拼命地摇，终于将公社总机摇出来时，听到的却是对方极不高兴的声音。原来是省城家中挂的长途，由于未及时接通，自己受了县局总机一肚子的气。两个小时过去了，催了几次总机终于回了话，说是‘发话人已走’。”汝榕说，独自走在山间的小道上，不知家中究竟发生了何事。次日，汝榕赶了二十多里的山路到了县城的姨妈家，方知是家里弄了个招工指标，但限两天时间报到，而家中挂了两天的长途均未挂通，从此她的命运与福州失之交臂。

　　“上世纪90年代初，寻呼机成了大家腰间最时髦的装饰品，每当‘BB’声音一响，便有很多人赶忙低头看自己身上的寻呼机”

　　从此，汝榕心里总是存个疙瘩，认为是邮电局的总机没尽到责任，“只到自己参加工作进了邮电话局当了话务员后，才体会到话务员工作的辛苦，才知道我实在是错怪她们了”。

　　汝榕至今仍记得县局话房那宽大的机房，十几台两尺宽的电话交换机台，每台机十几对塞绳，一百门的号牌，每一门号牌都代表着一个用户的电话，这就是话务员每日工作的小天地。从机台侧面一端望去，只见排成一溜的机台上翻飞着数十只灵巧的手，不同的应答声占满了几十平方米的机房。

　　“当时，每个女孩子所向往的头戴耳机的话务员工作竟是如此紧张、单调。”汝榕说，坐在她们身旁跟班，无法数清她们上一个班究竟接续了多少个电话，相当佩服她们能把近千个枯燥的电话号码牢记在心。

　　汝榕介绍说，改革开放后，福建省在全国首次从日本引进万门程控电话，开通之后，电话就越来越好打，“很快，仅留长话和农话由人工接续，而后不久连长话、农话也改为自动了”。到上世纪90年代初，汝榕就见到街上开始有人手拿“大哥大”，“又粗又重的要人民币2万多元，当时五六百元至一千多元的寻呼机则成了大家腰间最时髦的装饰品，每当‘BB’声音一响，便有很多人赶忙低头看自己身上的寻呼机，总会有人匆忙地跑去找电话了”。汝榕说，幸好那时公用电话已遍地开花，“想不到这些一下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手机”。

　　退休后回到福州的汝榕，曾去过一位朋友家，看到他家装饰橱里摆的竟是几部老式电话，磁石人工手摇式、供电半自动式、全自动键盘式及程控多功能电话、移动电话，几部电话竟将上世纪通讯史连成了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