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1980年到82年，那个时候其实跟改革开放有很大关联的，因为我们家里可以买到录音机了，我的爸爸已 经可以骑摩托车了，家里的录音机里，外国里能听到披头士，能听懂的能听到台湾的邓丽君，刘文正。

　　然后面对面可以看到日本的流行音乐的明星在北京演出，这样的一种氛围内我就特别喜欢。跟过去不同的音乐有节奏 ，有情感，声音不是那么尖，不是那么高，歌词可以唱到人心里去的。我爸爸当年是空政歌舞团的团长，我爸爸有很多就是年 轻的小兄弟，他们就会礼拜天拿着他们的新作品，拿着手中的木吉他，我爸爸炒菜给他们吃，他们当年就叫六弦琴，就把六弦 琴学了。

　　一是时髦，二也是像一张身份证，什么身份证呢，就是好像那时候如果戴一个蛤蟆镜，穿个喇嘛裤，有个录音机，再 背着六弦琴，这肯定是个坏人，当时在大家在有色眼镜看待那个群体里面最年轻，最小的那小孩。

　　但是我通过跟他们在一起那些大哥哥们，听他们唱歌会有很多新鲜的感觉，再加上我小时候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那 么我就很容易把他们社会上的那种当年的潮流用音乐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我15岁的时候在初三，在课堂上，老师讲着课呢我这边想着我的那个歌呢，因为我还会记谱，所以可能是老师讲着 讲着课我这边就哼着旋律就唱出来了。这时候就停，“这是谁唱的，我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那个时候就知道，我把心思放 在这儿了。

　　我记得是85年的11月份，我第一次出国去了日本东京，最逗的是第一次也有了歌手的包装了。那个年代80年代 做歌手，就是在北京买服装，那时候还没有秀水街，那叫三里屯，在那儿买，到了日本有专业的人给你刮脸，给你化妆，第一 次有那个一喷，“这是什么呀？”“这叫发胶！”但是有沫的叫摩丝，当时弄出来我挺漂亮的，我自己也很有感觉，后来知道 这样的人才叫偶像。

　　然后在日本东京的武道馆参加的两场比赛，最后拿了日本的翻译叫总指挥奖，最后有《读麦新闻》、《每日新闻》， 他们联合北京的记者协会给我开了一个发布会，介绍日本雅马哈音乐界，介绍常宽在日本获奖的来龙去脉，同年我还因为这个 奖拿了中国青年十杰，就是十佳中国杰出青年，当年有郎平，张海迪……最后一个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