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党和国家破解了许多历史性课题，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和进步；我的经历恰如“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就具体、生动地体现了这个“历史的巨变”。

　　1982年大学四年生活结束之时，我自愿要求奔赴祖国的西南边陲西藏工作。当时就有许多同学、亲友不解；以后这些年来，每当得知我的这一经历，仍有许多人追问：你为什么要自愿赴藏？是啊，为什么呢？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再次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只有一个：是改革开放给了我自主选择的权利。

　　改革开放之前，我曾经也作过许多次“自主选择”，但是，许多次选择的结果都是不能“自主”。在我年满18岁时，也曾同许多适龄青年一样，满怀一腔热血，报名要求当一名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当年参军入伍，要经过生产大队、公社推荐、选拔，要经过体检、政审。在大队推荐这一关，就遇到了“出身”问题，经过我与大队推荐人员的当面“据理力争”，他们只好说“出身问题是大人的事，娃娃还不错，那就推荐上吧”。但最后的结果仍然出在“出身问题”上，在政审被刷了下来。高中毕业返乡务农，村里学校需要民办教师，我也曾找过大队领导，要求去学校教学，他们也承认我能够胜任民办教师工作，但最终结果仍是由于“出身问题”。1977年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我与许多渴望学习的青年一样，非常幸运地步入了考场，并达到了文科考试录取线，同时成为全县加试英语达到录取线的8人之一。我自信地选报了黑龙江大学日语系，最后的结果却是“名落孙山”。当我跑到县招生办查问时，得到的信息依然是：可能由于“出身问题”，被“政审”卡住了。

　　难道真是我出身有问题吗？虽然我们家在1947年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为富农，可我爷爷在解放前当村长时就与我地下党有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1951年他又到太原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父亲1948年仅仅16虚岁，就被我地下党人领着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转业到太原，成为一名革命干部；我母亲娘家成分是中农，她嫁过来时已经土改过了，没有享受过一天富农家庭的生活。我和我姐姐、哥哥、弟弟都“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我在学校连年被评选为好学生、班干部，加入了共青团，我们怎么倒成了“地富子弟”？可在人家看来，虽然毛主席说过，有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出身不由己，选择道路在自己。可毕竟出身在前，你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依然有一个“出身问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是改革开放否定了“文革”，极左的烟云逐渐被驱散，拨乱反正的历史宣告所谓“出身问题”，就是“血统论”；“血统论”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它必然产生政治歧视和剥夺公民的政治民主与自由权利，必须彻底破除。

　　新的历史时期终于开辟了！我与祖国一同迎来了新生。1978年我再次参加全国高考，被录取到山西师范学院。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经历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真理标准大讨论；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亲身感受了学校、农村、城市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曾被评选为学院优秀学生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改革开放获得了“自主”的权利，我才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国家号召有志青年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响应国家号召，作出和实现了我的“自主选择”。

　　席殿晋

　　（作者单位：山西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