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是全国大遗址集中分布的主要城市之一。我市遗址类国保单位14处，省保单位24处，汉长安城遗址、大明宫遗址、阿房宫遗址、姜寨遗址和汉杜陵等五处大遗址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文物局确定的100处大遗址保护计划。

　　如何保护大遗址，开发与保护怎样才能和谐共生？昨日下午，全国“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在我市举行，来自国内22个省市代表，就如何引导和创新大遗址保护进行了热烈讨论。

　　呼唤立法保护大遗址

　　文物保护部门通常把占地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的范围较大、有居民生活、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地下文物遗迹称为大遗址。

　　“继承和保护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一定要在严肃、严密的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建议说，必须进一步提升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法律地位，大遗址保护规划应由地方人大审议通过，获得和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同等的法律约束力。

　　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说，大遗址保护问题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国家应制定《大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将大遗址保护纳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轨道。由于大遗址保护还涉及人口调控、征地、移民、拆迁、环境整治、土地利用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等复杂问题，用以协调和处理这些问题的相关配套政策也应尽快出台。

　　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大遗址保护

　　文物保护无疑需要大额资金投入，但目前国家投入是主要方式。很多与会代表都建议，在目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应借力多种方式。

　　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建议国家建立大遗址财政保障机制，按照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大遗址保护上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共同在各自的财政预算中为大遗址保护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还可考虑建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发行国债和彩票、出台鼓励社会积极投入等多方面措施。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认为，推进大遗址保护必须创新投资主体，走一条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参与的路子。扬州市市长王燕文则提出了“合理利用遗址，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保护与开发不再博弈

　　长期以来，大遗址保护是以开发促保护还是开发保护相结合，是众多业内人士争论的焦点和热点所在。不过，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开发保护相结合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感慨地说：“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名片效应越来越显著”，他结合洛阳大遗址保护实际情况说，应将大遗址保护同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同旧城改造、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结合起来，让大遗址保护的成果惠及社会。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说，虽然大遗址保护归根到底是文物保护，但一定不能“死保”，要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中独特资源的作用，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要体现出对社会经济的推动，要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提高。

　　本组稿件由记者王丽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