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城市雕塑称为“城市的眼睛”，这一概念对拥有浓厚文化沉淀的成都来说，并不陌生。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成都的城市雕塑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反映城市风貌变化的历史。从以前的鲜为所见到现在的俯仰可拾，保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往往还是那些“老东西”。

　　80年代：

　　政府主导雕塑创作 鲜有优秀作品

　　《建设者》蒙受“不白之冤”

　　上世纪80年代，成都市无缝钢管厂附近的一环路水碾河路口上，树立着一座城市雕塑：一个巨型圆环钢管上站立着两个男女工人，昂首挺胸、意气高昂。由已故著名雕塑艺术家任义伯创作的《建设者》，主旨为反映那个时代城市建设者辛勤劳动的精神风貌，但却因雕塑脚下象征一环路的圆环，被取上“工人阶级等于零”的外号。

　　成都市建委景观处副处长房青川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出现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是“由于人们对城市雕塑的欣赏水平不一，导致对城市雕塑产生诸多误解，使一些本来很好的作品蒙受不白之冤。”但《建设者》作为全国第一届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获奖作品，其为成都城市雕塑力作的地位并未因此改变。在如今存身于东郊工业文明博物馆中的它身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是如此鲜明。

　　“整个80年代，成都乃至全省的雕塑创作工作完全由政府主导，从事这一专业的人少，作品也有限。”四川省雕塑艺术院院长谭云介绍说。

　　“那时在城市雕塑作品的拍摄上，选择确实不多。”在本土摄影师李绪成的印象中，除了《建设者》、《芙蓉花仙》以及早已有之的孙中山先生铜像、《无名英雄》等外，似乎就没有更多更具代表性的作品了。“一些景观小品倒是有点意思，比如府南河边的一组‘猴趣’，塑得也是惟妙惟肖。但总的来说，还是主旋律的作品居多。”

　　谭云告诉记者，这一时期的成都城市雕塑带有极强的计划经济体制特点，除少数优秀作品外，规划稍显粗糙，特色也不甚鲜明。

　　90年代：

　　民营企业涉足 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笋

　　城雕开始突破“高、大、全”

　　谭云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四川雕塑刚开始起步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专业工作室、院所，“就那么几十个人、七八条枪”，完全由政府主导、拨款创作。

　　在繁荣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成都的雕塑艺术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具体的表现就是，专业从事雕塑创作的机构开始多了起来，许多民营企业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那个时候成都的城市雕塑作品，真的就像雨后春笋一般，一夜间就冒了出来。”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声像摄影部主任严永聪记忆犹新。当年，以记录城市风貌变迁为工作的严永聪，骑着“二八圈”、背着傻瓜相机，天天流连于他认为能发现“惊喜”的那些地方。

　　百花潭公园的巴金塑像，以及城区各大公园、大专院校涌现出的雕塑作品，这些都是严永聪拍摄的素材。“总的感觉就是项目多了，风格多样化了，与城市环境的协调性也更高，不再是以往那种‘高、大、全’式的风格。”

　　新世纪：

　　作品“井喷” 呈现系列化、规模化

　　“亲水”题材广受市民认同

　　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的难得机遇，以及“经营城市”理念的提出，使得成都城市雕塑呈现出蓄势待发的新局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展开，这些都从客观上催生了更多城雕作品的出现。”谭云说，现在的成都城雕，更多地是呈系列化、规模化的风格，内容上也更多地表现生活、环境，主题较为轻松。作为一座依水而生的城市，“亲水”成为这一时期成都城雕的鲜明特色。“比如在我们成都的‘两河’(锦江、沙河)流域上的，像《水的丰碑》、《流水的形式》等作品，都倡导了和人亲近、和自然亲近，市民认同度也挺高。”

　　而随着“全域成都”理念的提出，成都各郊区(市)县的城市雕塑也方兴未艾。记者曾与严永聪一道到青白江区城厢镇采访，此处的彭家珍大将军专祠内，辛亥革命四川三大烈士之一的彭家珍大将军雕塑通体为汉白玉所塑，造型高大，不怒而威。“崇州、双流这些区(市)县也有很多优秀作品，这表明了我们的城市风貌更多样化，雕塑作品更多地为城市建设配套。”严永聪说。

　　○争议

　　成都标志性雕塑 哪座最资格？

　　采访中，记者常与被访者讨论到：成都的标志性雕塑，应该是哪一件？

　　谭云认为，蜀都大道上的熊猫雕塑，当可作为候选之一，“这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都地标。”李绪成则笑着提醒记者：“不要忘了，天府广场毛主席塑像，也是许多人到成都的必览之选。”而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2006年11月，几经迁移的《无名英雄》，曾被市民评为成都的标志性雕塑。

　　谭云说，到底哪座才是成都的标志性雕塑，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报记者 胡锦枫 摄影 李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