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和死

　　没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引发打工者的共鸣。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中，最多的就是暂住证。对打工者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的集体记忆。

　　在这个国家，“迁徙自由”曾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中，就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72年，这一条在《宪法》中消失了。此后《宪法》几经修订，但“迁徙自由权”一直没有恢复。

　　于是暂住证应运而生，作为“外地人在城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身份证明”。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你面前立起这面墙，就休想闯过去。”孙恒说。参与筹建博物馆的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些原打算“留着给孙子辈看的文物”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

　　从最早办理的180元一个的暂住证到现在5元一个的B本，王德志的北京市暂住证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座城市，暂住证分为A、B、 C三种。按照管理部门的解释，绿色的A类证发给来京合法从事务工经商5年以上，对北京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以及在京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红色的C 类证则发给来京务工经商不满一年的人员，同时要重点对这类人加强法制教育和首都精神文明教育；时间上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员发橙色的B类证。在这个属于外来打工者的博物馆，几乎找不到A本。在北京打拼了13年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

　　1995年冬天，因为沉迷于相声表演，18岁的王德志怀揣1000元钱来到北京。圆梦不成，他就留在北京打工，做过大厨、跑堂和送水工。

　　有一次，他在西四环租房子住，理发出来就被警察查暂住证。因为没有随身携带，他被警察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腰，一下子拉上吉普车，拖进村子大院，令他和好多人一起蹲在地上。

　　后来，王德志拜师学相声，有一天去上课，骑自行车经过丰台，被联防和警察截住，要求查看暂住证。“我随身带着暂住证，但是我不服气，他们老不拿我们当人看。”于是他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一愣，随即亮出了证件。王德志也拿出了自己的暂住证。结果警察说，要验一验真假。于是他就和一帮贴小广告的被圈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书记录了100个打工者的口述，其中，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尤为离奇。

　　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北京访问那年，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是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四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走了。

　　另一次是在2000年9月17日，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赵宏磊被抓到了派出所。警察先向他要暂住证、就业证，证拿出来之后就被撕了。然后警察把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每个人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凑够了人数，就用车送到一个叫“东八间房”的地方，到了夜里2点又送到昌平收容所。天亮又用车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

　　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赵宏磊身上只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 400、300、200、100 这样下来，到了廊坊，他花30元下了车，跟着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

　　在寄给博物馆的几乎每个暂住证里，工友们都附上了自己的遭遇。杨卫东特别留意了时间，大多发生在2003年之前。由此他产生了“孙志刚是替我们死的”这样的想法。

　　2003年3月，就职于广州某公司任美术设计师的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后死亡，经法医鉴定系遭毒打致死。此事经媒体公开后，促使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终结了收容遣送的荒诞历史。

　　杨卫东起初并不知道孙志刚是谁，他只是发现，在2003年的某一天，似乎一夜之间，打工者见到警察不再躲，开始直起腰走路。

　　孙志刚的墓碑上刻着“他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这是站在某种高度的评价。在杨卫东这样的打工者看来，他的死为一个群体找回了在城市里作为人的尊严。

　　户和梦

　　在打工博物馆里，2003年之后被称作新时期。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此后，在大连等城市，这个群体有了“新工人”、“新市民”的称呼。

　　但是对离开乡村的打工者来说，要彻底融入一座城市，仍旧是个难题。

　　孙恒把成立博物馆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朋友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三个户口本复印件送来。

　　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的城市户口和北京的城市户口。为了得到一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的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姑娘，主要分到各级首长家。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有希望。我拼命想离开家乡，到哪儿也无所谓。”1985年马小朵辞掉保姆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3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男方家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马小朵的农民身份。那时还实行票制，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

　　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感到绝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为那里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3年之后，公司帮她要到了一个深圳城市户口指标。“捏着那张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奋斗了半天，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乡。”她后来回忆道。

　　1992年她终于结了迟到的婚。因为身体虚弱和“准生证”困境带来的两地奔波，1993年，她失去第一个孩子。1996年回到了北京，但还是深圳户口，女儿虽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学的年龄，丈夫的单位论资排队，才终于有名额把她和女儿的户口调进北京。一番折腾，前后花去20年。

　　在旁人看来，马小朵已经得到了一个打工妹想要的一切。曾有一篇关于她的新闻报道，标题就叫《一个进城小保姆的幸福生活》。

　　后来的选择对马小朵而言很具讽刺意味：这十几年来，为了户口活着，为了要孩子活着，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她曾经如此努力地融入城市，现在周围都是北京人，却觉得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他们说升官发财的事，她也不关心。她仍然被打工妹群体吸引着。听说中国妇女报社为打工妹办集体婚礼的消息，她会兴奋地跑去帮忙。

　　有一天，电视里正在放女儿爱看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有一只鸭子，被猎人打得遍体鳞伤，老鼠把它救到了自己洞里，猎人就在洞外学鸭子叫，它听到同伴的叫声冲了出去，猎人乓乓开枪，又把它打得遍体鳞伤，老鼠再一次把它救进洞里，猎人又学鸭子叫，它又不顾死活冲出去。一旁的丈夫对马小朵说：“你就是那只鸭子，只要一听到同伴的呼唤，就什么也不顾了。”

　　最终她回到了还处在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中间，2005年她创办了一家专门为打工妹服务的“同心希望家园”。

　　有朋友在提到马小朵时这样介绍：“她叫马小朵，1982年就出来打工了，她还活着。”

　　命和家

　　像马小朵这样头一批离开土地和乡村的打工妹，如今绝大多数已回到了家乡。能够在城市里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在以妇女为主题的展厅里，记录着几位打工者的生活。1998年从山东来京的徐芳，如今还在经营她的煎饼铺。10年的时间，她所在的社区已经从8000人发展到4万人。

　　“到处都变化那么大，只有我还在原地打转。”博物馆开馆那天，受邀前来的徐芳望着自己10年前的照片发呆。展柜中收藏了她的几首诗。扉页上用红笔写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此时，杨丽红带着女儿走了进来。两位母亲凑在一块儿，不自觉地把话题放在了孩子身上。

　　两个已经上中学的孩子，过两年就将面临高考。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规定，有北京户口和学籍的才能在京参加高考，否则必须回户口所在地报名。

　　“我们还回得去吗？”杨丽红问道。她和丈夫离开家乡已经18年，其间因为没交公粮、集资和农业税，土地早被村里收回去了，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倒了。孩子是在北京出生的，从没回过老家。

　　“你是北京人吗？”有参观者问这个带着京腔的小姑娘。

　　她看了那个唐突的陌生人一眼，没说话，离开了这间屋子。

　　杨丽红也只是从女儿的日记中得知，这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孩子，最近正因为一个好朋友要回山东老家上学而苦恼。她在本子上写了“为什么不一样”，后面是一连串问号。

　　杨丽红想给女儿的是“一样”。和北京孩子一样，上区重点小学，和他们一样周末学英语、学奥数，学跳拉丁舞。这些年，她把丈夫做家装赚的钱全投在女儿身上。连丈夫都认为这是在逼孩子，“难道不考大学就不活啦？”

　　杨丽红觉得，自己并不忘本，只是不想女儿再走自己的路。

　　1990年，她和家乡的47个姐妹一起进入广州的纺织厂，晚上睡觉被像对待犯人一样反锁在车间的阁楼上。3年后来到北京，只因为与本地人发生口角而被警察呵斥，“滚回你们老家去，上他妈这儿来干嘛”。甚至在不久前，她在旁听一个论坛时，还听到有专家说“农民工就像是自来水，需要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上”。

　　“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受过了，我只是不想让女儿再经历这样的屈辱。”在杨丽红看来，高考成了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通道。但是通道对流动的打工子弟并不畅通。

　　曾有不平者把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子女等同北京户口的八类人”的通知寄到博物馆来作为展品。八类人中，包括原北京知青、博士后，甚至具体到中建二局一公司的职工。外来打工者不在其中。

　　如今，杨丽红只能寄希望于户籍制度改革。但这种改革涉及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制度的问题，连她自己也承认，“不是短时间的事”。

　　博物馆里收藏的一份取名“打工诗人”的自办小报上，有这样一段话，描述这个群体如今面临的尴尬：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和陌生的面孔／老乡们凑在一块儿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有时怀揣着对田园牧歌式生活不可复返的惆怅／不过／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者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