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国家层面终下决心。当年4月，卫生部等九部门共同下发《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县级卫生部门与下属单采血浆站脱钩，将血浆站转到血液制品企业门下。

　　这被业内称为釜底抽薪之举，地方政府的监管角色被乐观期待为能摆脱利益的纠葛而真正回归。

　　这还是一场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一场转制就是一场战争。”在尘埃落定一年之后，贵州省惠水县卫生局局长李东风依然感慨良深。

　　《方案》为转制设下最后期限：2006年12月31日。但各地在操作上多有延迟，但最迟2007年底，单采血浆站依附政府的时代结束了。

　　谈判

　　最终历经九轮21次谈判，“双方咬得很死，但又面带微笑”。

　　李东风并不想卖，转制之前，血浆站的部分利润会直接用于卫生系统。他将血浆站比作投入过多心血的孩子——特别是这个孩子还能带来不菲的收入。但“没有商量余地，《方案》的要求一刀切死。”惠水县分管卫生系统的副县长杨凤玲说。

　　按照《方案》要求，采血浆站向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实行有偿转让。惠水血浆站为此专门请贵阳一家评估公司对资产进行了整体评估，接着便是与购买者河南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谈判桌上的交火。

　　2007年间，最终历经九轮21次谈判。“双方咬得很死，但又面带微笑。”李东风说。

　　卫生局首先开价3000万。“这是战略，要为日后的退让留好空间。”杨凤玲说，“这3000万是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加入了未来30年土地可能的升值，以及血浆站可能利润。”

　　3000万，大大超出了华兰的预计。来惠水赴战之前，华兰一马平川已收入邻近5家，仅花了1800万。

　　这是场不对等的较量。按照《方案》规定，一家血浆站只能被指定好的企业“一对一”接收，超时未完成转制的，其《单采血浆许可证》将被注销。这条规定强制各家血浆站快速完成转制，但也大大压低了血浆站的谈判空间。惠水县所属的贵州省黔南州六个血浆站都被指定给华兰公司。

　　华兰给出1100万的价码。这已经远高于其他血站，2006年正是惠水血浆站的巅峰状态，当年的采浆量比任何两家的总和还多，近80万吨的采浆量，在全国都名列前茅。

　　“看着华兰一路收购过来，感觉前面几家都是被蒙着走，可能因为没经验，也可能是对国有资产不上心，没怎么谈就卖掉了。”杨凤玲说。

　　惠水谈判桌上的交锋越来越多。“没有进展的时候，双方也会给彼此找个台阶。”毕竟没有谁希望谈崩掉。2007年4月30日，最后期限到了，还在僵持。“华兰的董事长看上去瘦了上十斤。”李东风觉得。第二天，终以惠水咬定的1800万成交——这相当于其他5个血浆站价格的总和。

　　杨凤玲将其视为惠水的胜利。但作为分管卫生的领导，失落难免，“好在税收企业无法带走”，但已然不再属于他治下的卫生系统。

　　流动

　　专业人员流动太大，这已成为全国血浆站转制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隘口。

　　血浆站的职工也在左右权衡：离开，还是留下。

　　在他们看来，只有继续拥有政府内的事业编制才算安全，“再大的公司若出了问题，说倒就倒。”有员工说。

　　转制尘埃落定后的2007年10月，除了陈昌建和一位会计，原来编制内的老职工都走了。他们宁愿放弃血浆站每月多出的一千多元奖金。

　　改制后，被称为陈总的陈昌建重新招了护士20名，但“业务把关的人还是不太好找，有医师执照的更青睐县医院或县疾控中心”。

　　按照国家规定，血浆站的检验医生中获得中级职称的至少要在30%以上。“我们还达不到。”他坦陈，现在的业务骨干中一些是退休人员，另一些是他从县卫生局借的。为了安定人心，陈昌建为职工增加了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每月的缴纳基数提高了近100元。但今年9月份，又有一人选择了离开。

　　专业人员流动太大，这已成为全国血浆站转制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隘口。

　　不过，也有人更看重血浆站。那些在县医院工资为450元的临时工在这里可以收入1500元，还不用再上夜班，但他们的专业技能欠缺。

　　2006年，广东佰易药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血液制品被查出携带丙肝病毒，病源调查一直追踪到转制后划归佰易药业的连山血浆站。当时一位连山县医院的工作人员说，血浆站的正式职工调回县医院，留在站里工作的基本上是临时工，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更谈不上具体的操作技能。

　　下滑

　　能否有偿卖浆和无偿献浆，两条腿走路？

　　因为转制谈判中的摩擦，有些血站出现短暂停业。“黔南州各家血浆站的采浆量都有下滑。”陈昌建说。

　　不少血液制品行业人士认为，无所顾忌采血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采浆行业逐步收紧、规范的监管政策，以及血浆站转制的微震，是引起下游血液制品产量的波动的主要原因。

　　最近，又有朋友来托陈昌建寻找人血白蛋白，这在市场上已是一支难求。即便是华兰的员工要用，也必须等待老总的签字，而每次只批两瓶。

　　血液制品“凝血八因子”也屡屡告急。没有凝血八因子，血友病患者只能在失血的痛苦中死去。

　　但是，在产量与安全间权衡，国家的政策显然侧重后者。在此基调下，“地方官员也怕出事，将血浆站推给企业，进可放手监管，退可减轻身上的压力。”一位卫生系统内部官员说。

　　“贵州省25个血浆站就是25颗定时炸弹。请大家多负些责，让我安稳退位。”贵州省卫生厅一位领导曾说。

　　而按照最新司法解释，从2008年9月23日起，非法采供血液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今年3月1日施行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更是对血浆站资格、采浆规范等方面做出新的严格要求。

　　采浆量下滑的另一层原因来自献浆员的流失：外出打工、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都是干扰献浆人数的重要因素。

　　为了稳定献浆队伍，华兰公司新增了优惠措施，譬如那些连续8个月献浆次数8次之上的人，若家里孩子考上本科院校，则一个人可以领到一次性补助1000元。但收效仍不明显。

　　武汉市血液中心成分科主任陈涵薇曾与相关部门探讨过采浆量的问题，“当时有位湖北省卫生厅的官员说希望单采血浆可以‘两条腿走路’”。其中一条腿是有偿卖浆，在每次支付的营养费之外，政府再多拿30-40元给他们办一个医疗保险，提高农民的献浆积极性。另一条腿是像献血一样无偿献浆，每参与一次，将来就可免费用血。

　　当然，“‘两条腿’的设想还只是一种期待，并没有推行的迹象。”陈涵薇说。现在的体制依然是：献血义务，献浆有偿。

　　安全

　　转制结束并非安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

　　在惠水血浆站成为华兰公司的生产车间后，“管理模式并未发生太多改变，”陈昌建说，“就像原来一样，耗材和试剂是公司配的，我们计件生产。”

　　但对于血浆站来讲，改制之后就无所谓“利润”二字。“转制政策的初衷是，将政府还原为监管角色。卫生部、省卫生厅和县卫生局都会对血浆站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抽查。”李东风说。

　　但转制是否最终能提高血液制品的安全性，如今仍有争议。

　　武汉中南医院的医生桂希恩就持否定意见。桂希恩在1999年发现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后，曾对血浆站做过调查。“血是神圣的，也是干净的，如果把血和企业利益放在一起一定有问题。”他坚持献血、献浆都应全部改为义务行为。

　　但在惠水，血浆站的历任站长都认为：虽然血浆站卖得很不情愿，但理论上确实对加强监督保障安全更加有利。

　　不过，转制结束并非安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广东佰易旗下的连山血浆站也完成了转制，但却没阻止卫生事故的发生。

　　一位业内人士承认，掌控采浆站的企业若真有作假的意图，实施起来并不困难：“虽然现在都已是人手一张IC卡，只能每两星期来刷卡一次。但只要多增加一台电脑，把服务器的时间修改过，采浆量就可以翻倍。再或者，同一位献浆员，今天用他的真实姓名，明天用一个留有存档但多年未用的名字，也可以蒙混过关。这些方法行内人都明白。”

　　不过，他也承认，“政府管理更严格，当然会相对安全，因为这使作弊的风险越来越大。”

　　他指的显然包括，2007年，卫生部再发文件，明令要求单采血浆站建立3项监管制度和措施，包括单采血浆站要设立监督公示栏，采用视频监视系统，实现采浆过程全程视频监控，还力主逐步建立计算机网络监管平台，实现对所有采供血机构的远程动态监控。

　　“让阳光照进血浆站的每一个角落。”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