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口依然是火山口

　　10月20日上午，全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指出：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煤焦领域的腐败问题，安全生产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

　　此前有报道称，临汾的襄汾溃坝事故调查组已经接到了腐败线索，正在调查。事实上，官煤勾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

　　临汾无疑是山西的缩影。山西三年内换了四任省长，临汾三年内换了四任市长(依次是王国正、李天太、刘志杰、罗清宇)。

　　因洪洞“12·5”矿难而被免职的市长李天太，在任时间20个月。2006年，李天太曾宣布：“确保年内不再出十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他的继任者刘志杰，在市长位上仅仅坐了7个月，就因襄汾溃坝而被免职，一起被免职的还有包括市委书记夏振贵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

　　夏振贵、刘志杰，都是“12·5”矿难问责以后重新配备的临汾市领导干部。

　　现在临汾主持工作的是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政文。对于这一人事安排，山西省委办公厅一位干部说：“有两方面的解读，一方面是省委重视，另一方面是去临汾当官挑战太大，可能没有很多官员愿意去了。”

　　初到山西的于幼军曾比喻自己坐在了火山口上，三年后，火山口依然是火山口。

　　用山西省社科院院长李留澜的话说，“说哪个领导到山西来不重视安全问题，那是不客观的”，但“摁下了葫芦冒出了瓢”。

　　对此，山西晚报一位资深记者有过总结：于幼军来山西后，煤炭安全一直抓得很紧，但没想到黑砖窑出了事；孟学农对安全更是不敢松懈，抓煤矿、治超载，没想到尾矿库出了事。山西的安全问题给人“防不胜防”之感啊。

　　在孟学农主政山西的施政方略《感知山西》中，他写道：山西省70%的矿难是责任事故，像洪洞“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矿主疯狂盗采达两年之久，有关部门数次下井竟然没有发现，年设计生产能力二十多万吨的矿生产五十多万吨，驻矿的监察员竟然熟视无睹！

　　山西省广电局的一位原副局级干部的说法更为直白：山西没有晋商，只有煤老板，没有人承认煤老板是晋商。煤老板很多是官商勾结的产物，他们得益于数以千计的非法煤矿。“关键是存在侥幸心理。”李留澜说。对于某一个煤矿来说，出事故是小概率事件，但对于山西来说，几千个小概率就变成了“事故频频”。

　　在安全排查中，长治有自己的经验做法：市委秘书处将移动公司搜集到的热线信息按照编码统一装订，直接上呈给市委书记和市长，中间任何人不得过问。

　　山西的付出

　　面对频频责难，山西人似乎也有说不出的愤怒。山西也是牺牲者。焦急的山西网民甚至发出“山西还要忍耐到什么时候”的呼喊。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山西一直被定位为“强大的能源基地”，“这决定了山西的基本结构。”王宏英坦言，没有煤的支撑，这么快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实现。

　　在这个以煤为重的内陆省份，随着建国初期以煤为主的“能源国策”的确立，特别是1982年建设“山西能源基地”国策的出台，山西全省的投资项目几乎都直接或者间接倾斜于煤相关的产业。当满足了国家的能源需求后，山西才发现自己所有的产业几乎都与煤有关。

　　春笋电视机、海棠洗衣机、芳芳牌洗洁用品，山西人耳熟能详的生活用品品牌逐渐在煤炭工业一枝独秀的背景下纷纷衰退。

　　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的同时，山西不得不高价买回消费品。从1981年到2000年，煤炭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至少使山西流失了1200亿元。在全国生态脆弱程度比较中，山西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

　　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更为突出的是，这里的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1999年、2000年则连续两年全国倒数第一。

　　行进中的中国犹如一艘庞大的邮轮，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是甲板之上最亮丽的舱位，豪华的PARTY、高级的餐会、穿着光鲜的男女，而山西则如甲板下的锅炉房，闭塞、嘈杂、烟气充天，然而正是它，提供了邮轮前进的动力。

　　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吕日周曾有过一段经典的评述：一开始，中央和山西省认识一样，中央需要煤，山西需要煤，所以给山西配的书记或省长，来一个搞煤炭的，来一个又是搞煤炭的。

　　多年来，外界扣在山西头上的“煤省长”的帽子，直到张宝顺、于幼军、孟学农开始才甩开，有人戏称，“王君又戴上了”。

　　20年后，工业体系的重构依旧是以煤为核心。按照山西省“十一五”规划的布局，山西的目标是形成煤炭、电力、焦炭、冶金制造、化工等五大工业体系。

　　中国处于整个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而山西处于整个中国产业链的中低端。“山西的发展受制于宏观经济环境，基础是不稳定的。”

　　整顿煤矿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煤产量下降，全国就叫喊电煤紧张，一旦能源紧张，山西就得不惜一切大加挖煤，因为“这是政治任务”。

　　一位与煤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煤老板告诉记者：我们就看两个信号，一个是中央领导来山西，另一个就是经济大环境。

　　山西，作为中西部地区的落后地区，2007年，山西省财政收入1200亿，而其中的一半上缴给了中央政府。李留澜呼吁：上缴的600亿能不能返还给山西，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

　　除了煤，徘徊在国家宏观战略框架之下的山西还能做什么？因煤而生或许就是山西的宿命。

　　想了几十年，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李留澜算了一笔账：山西已经探明的煤储量是2600亿吨，可挖掘200年，“德国鲁尔矿区的改造被称为世界典范，但鲁尔矿区的改革始于它的煤被挖完的那一刻。如果山西也要在煤被挖完以后才能改造，那至少要等到200年以后”。

　　转身之难

　　拯救山西是一个悲壮的口号。

　　高污染、高能耗、高事故发生率……几乎没有人否认，山西的一切症结都归因于以煤为核心的高度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稳定的利益结构。

　　王君入主山西以后，给出了自己的号脉：山西不能不挖煤，山西不能光挖煤。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煤一直是山西的主题，1990年代，山西全省各县甚至都配备了挖煤副县长，但煤也成了制约山西发展、欲罢不能的“鸦片”。

　　安全是山西的几任领导都从未放松过的领域，他们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而“根”就是产业结构。

　　转型是山西人说得最多的词，也是令山西人最捉摸不透的词。

　　“没钱的时候，调不动结构，有钱的时候，不愿意调结构。”李留澜说，“因为煤的利润高。”

　　在被问责的8个月前，孟学农在《感知山西》中说：产业结构调整是山西经济发展中一个持久的难题，为什么说是持久的难题？因为我们这个永恒的主题中总是持续一个内容：改变畸重的产业结构。

　　然而，多年以来，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走入了一个怪圈：越调越重。从2000年到2006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1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降低7.4个百分点。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多年来始终占到了95%。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宏英接受采访时表示：山西不可持续的发展已经30年了，走了一条与市场经济背向的发展道路，走入了“资源魔咒”——一条资源型地区恶性循环的老路，即粗放型、资源型、超重型。要彻底地进行结构调整，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至少需要相同的时间甚至更长，算起来要几十年。

　　1999年，山西的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一，彼时的山西，也曾坚决谋变。当年6月，田成平由青海省委书记调任山西省委书记。

　　他将“调整产业结构”的大会地址选在了运城——这个城市不产煤但却是山西经济发展最快的。然而，GDP的政绩考核指挥棒下，见效周期漫长的调产自然让位于简单的挖煤了。

　　他的后来者都试图在这个课题上大展身手。

　　比如计划在“十一五”内实现总投资1.6万亿，举办港洽会、沪洽会和珠洽会，“这三个洽谈会规模之大，山西历史上从未有过”。

　　还有能源领域以资源资本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深化改革，推出关闭小煤矿、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组建区域性大型煤炭集团三大战役。

　　李留澜认为，这样的改革完成后可以减少甚至杜绝安全问题。“事故集中在小煤矿，年产60万吨以下的矿井消灭后，就基本不会出大事故了。”他解释：60万吨是机械化的一个分水岭，而只有机械化才能保证安全。

　　三大战役尚未完成，主事者被调离山西。

　　其后孟学农对山西也有着自己的构想。他开出的药方是“四大攻坚”，仅仅在山西履历了377天的孟学农没能在这张蓝图上有所作为。

　　王宏英早就呼吁，1999年曾经提出的“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对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要做长期性的准备，一定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安全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一个吊诡的命题。只有产业结构调整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但是防不胜防的安全问题，会使领导被问责，而换一个领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又要被重新来过，甚至有时不得不放弃产业结构调整。

　　解决山西的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实习生 王霞 发自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