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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要变成“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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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
“深圳梦”最好的见证者
当高云峰滔滔不绝地和记者畅谈大族与中国企业如何国际化时，很难想象，他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农村子弟。
23年前，高云峰拿着乡亲们凑起来的钱赴京读大学，4年后因为能留校他沾沾自喜，一年后他又为了女友离开北京。那些日子他可能永远想象不到，日后他会成为这间明亮宽敞的办公室的主人，当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窗外的都市繁华时，想必会产生恍若隔世之感。
是时代造就了他。相对于上山下乡“血色浪漫的一代”，“改革开放的一代”的人生相对平和得多———在农村度过贫苦但平静的童年、考上大学、因为表现优秀而留城———这套标准化的人生同样适用于高云峰。而步入而立之年后，他又在深圳演绎了白手起家、引进风投、登陆资本市场成为亿万富翁的西式财富好戏，成为“深圳梦”最好的见证者。
那是个最好的年代———回忆起创业的那段日子，高云峰感叹“现在不会再有那时的机会了”；那又是最坏的年代———风投进入带来的人事纠葛、登陆中小企业板所遭遇的种种中国特色，屡屡让高走到失败的边缘。他也是那个中国市场经济初始化时代的见证者。
“其实我挺能混的。”提起这点，他笑了起来，有些狡黠，也有一丝得意。阅览世情，精通人性，这使他能够克服种种挫折，走向成功。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他敢于冒险、坚韧，这缘于童年的记忆、成长过程的磨砺。“我不怕失败，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大不了回家种田。”说到这里，开始采访时还略显阴郁的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机会成本接近于零，这是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一无所有的人发财致富的经济学原因。但草根出身的高云峰不同于80年代初那批草莽英雄式的“万元户”，他是80年代的“天之骄子”，以个人奋斗的方式横跨产业与资本两个市场，为新一代追求财富梦想的人们树立了新标杆。
与时下的企业家明星相比，高云峰显得有些刻意地低调。一走进他的办公室，没有看到雪茄、高尔夫之类显示其所属阶层生活品质的标志性物品，也没有看到多少扎眼的豪华陈列。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堆满了材料和书籍，桌面上甚至显得有点凌乱。他面孔黝黑眼睛明亮，以一头短发、白色短袖配黑色西裤示人。高云峰似乎很刻意地保留这份朴实，他一再强调“我还是一个普通人”。
他说起有一次去一个内地城市，当地以警车开道的礼仪来迎接他，“我是农村的孩子，坐在车上我的心里就打鼓，这要做多大贡献才对得起这个城市啊。”说到这里，他甚至吐了吐舌头。
与内敛性格相异的是他汪洋恣肆的言辞。采访中，高越说越兴奋，很多话冲口而出，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措辞端庄而狡猾，语言流畅而扼要”。看得出，他的这些想法是平时深思过的，这是一个勤于思索的人。他试图抓住历史发展的脉络，采访中他甚至告诉记者他所预测的时间节点，并和记者打赌。
高云峰是连接了两代不同中国人的过渡性一代人的代表———在他之前是中山装的一代，在他之后是踏着滑板的一代。改革开放改变了他的人生，深圳的发展造就了他的成功，时代的变迁塑造了他的特质。出身草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起，同时有了更多的信心平视世界———在高云峰的身上，不正好折射了中国这30年来的社会变迁吗?
对话录
10年大族力争成为国际化企业
■关于创业
“大不了回家种田”
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很多人都梦想成为科学家、文学家，你是怎么会想到做实业的?
高云峰:小时候没有做企业家的概念。我是农民的孩子，农村孩子上大学，没人告诉你以后应该去做哪一行，没人帮我们设计人生。读高中时正值英阿马岛战争，那时我的理想是设计导弹，因此报考大学时，我只填了北航和南航两个志愿。当时重点大学可报5家，一般大学也报5家，共10个志愿。我运气比较好，虽然只填了两个，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北航。至于后来做企业，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主要是受环境影响。
记者:10个志愿只填两个，能不能说你从小就是比较理想化的人?
高云峰:客观地说是无知。我的运气比较好，考进了北航。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分到各地的基地，我当时想，我是农村来的，不能又分到基层去，得留在北京。当时北京是很难留下来的，不过我挺能混的，我比别的同学想得早，提前和老师处好关系，终于顺利留在北京。留了一年，因为我太太分到南京，在一次国内开会的时候跟南航的人说，能不能把我也调过去。南航那边见这小伙子人还不错，有个机会就把我调到南京去了。后来又去了香港，再后来就是在深圳创业。
记者:对自己目前的人生有什么评价，是不是很满意?
高云峰:我记得在毕业15周年的同学聚会上，以前在一个班读书的很多同学口音都变了，有带陕西口音的、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都讲得不大好了。当时突然有个感觉，我们怎么会是一个班的呢?这不是说谁好谁不好，只是觉得时间、环境对人的改变太大，世事无常，我敬畏这种“无常”。跟其他同学不同，我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现在想想，不管你有多少财富，不管你做什么，你就是社会上的一个螺丝钉，你改变不了什么，个人的力量很有限。这是我现在的心态。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是因为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波折吗?
高云峰:艰难挫折的确很多。我记得1996年我们到处推销产品，但当时全国也只卖出10台机器。1997年春节，公司发不出工资，员工也回不了家。公司房子是租的，唯一的资产就是一辆金杯车，我把它当了给员工发了工资。发完钱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开春后还会不会再回来上班，那种感觉是很迷茫的。这辆金杯先后当了三次，第一次8万元，第二次4万元，第三次2万元，都是用来给员工发工资。
记者:但大族还是成功了，这跟您的执着有关?
高云峰:对，不放弃是企业家必备的素质。而且我这个人决心很大，想清楚了的事就一定会去干。当年引进高新投时，我只能以净资产入股，但为了发展机遇，我还是让对方以430万元控股。高新投控股后，各种人通过关系进了大族，之后为了企业的发展，我设法回购，质押了股权，借了高利贷，但在办手续时又历经各种波折，这其中的煎熬的确很难受，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记者:这是不是跟你的性格有关?
高云峰:爽朗的性格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是穷孩子出身，大不了就回家种田去。尽量往好的地方想，毕竟还要生活嘛(笑)。
■关于国际化
未来有贡献的一定是国际性企业
记者:有种提法，说张朝阳开启了中国企业家作为明星人物的时代。你和张朝阳年纪相仿，你也是他那样的人吗?
高云峰:从气质上来说，我谈不上是企业家。我是教师出身，还没有大的变化，而且我也希望我看起来还是像个教师。当然我觉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同前几代的企业家应该有一个不同的面貌。为什么呢?应该说我们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一代，从小学到大学，虽然很苦，但人生走得还是顺的，这一代人应该有能力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到了我们孩子这一辈，就应该完全是“国际人”了。
记者:你觉得你这代企业家是向国际化过渡的一代?
高云峰:是。比我们再晚一点的，又要好一些，他们能够从一开始就做一些比较国际化的企业，比如百度的李彦宏。
记者:但是你这一代同他们相比也有优势，比如你们有过更多的磨砺。
高云峰:应该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经历的事情特别多。像我，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上中学时还要干农活，秋收时要请假回家帮忙。上大学的时候，助学金除去吃用，还要给家里寄一些。这样的出身，富强的愿望很强。
而且我们也背负了一定的负担。我家有8个孩子，我是老五，前面几个哥哥当了农民，他们也是有抱负的，但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有责任在经济条件好一点时反哺家庭，这会给我负担，但也会让我走得更稳，同时也有野心。像这代企业家，就是要融入国际。我觉得对中国的未来有贡献的，一定是一批国际性企业，如果不能成为国际企业，对国家的奉献只能是阶段性的。
深圳出不了新华为，因为国际化不够
记者:你认为现在的大族是不是国际性企业?
高云峰:距离还相当远，(笑)非常远，但我们正在努力。
记者:你认为在深圳谁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华为、中兴?
高云峰:华为、中兴、中集相对来说，国际化做得比较好一些，但它们的国际化不具备普遍性，这是由行业的特定性造成的。比如说，华为、中兴做通信设备，这个行业实际上对国际化的要求偏低。为什么?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就那么一到两家电信公司，通讯设备带有垄断性，这样他们的国际化进程相对轻松。而大部分企业的产品是市场化产品，要打入国际市场，对员工、产品、销售网络的国际化要求高。这也正是为什么深圳有不少优秀的中小企业，却不能成为新的华为、中兴的原因。
我认为国际化企业具有三方面特点。第一，员工国际化，境外员工应该占一半以上，而华为还不到一半；第二，生产、经营、销售、科研活动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第三，你的产出、利润、税收也应该是国际化的。
这一代企业要获得长远发展，一定要让自己变成国际化企业，这个问题现在不突出，但十年后肯定会突出。我们可以打个赌，到2020年，中国的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际性企业。
记者:按你的标准，目前国内也没几家国际性企业?
高云峰:我个人感觉没有几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企业，联想可以算是一个。
记者:企业专注于国内市场不行吗?
高云峰:这不是为国际化而国际化。唯有国际化了才能在全球配置资源，才能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在研发上，中国目前的研发、创新能力不可能很高。因为我们的研发没有建立在国际交流的基础上，由于外语、签证等原因，我们的科技人员很难参与国际交流，知识产权也没有完全融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现在国际上很多研发活动是有分工的，你应该站在别人现有的成果之上，这个必须要求你对现在的国际成果有一个非常熟的应用能力和掌控手段。
第二，市场也要求国际化。以大族为例，市场销售收入的60%来自跨国企业，如苹果，他们第一个订单是700万美元，第二个200万美元，现在又下了一个800万美元。目前在大陆市场我们已经占70%的份额，行业增长去年是30%多，今年可能是10%多，这不能满足我们。我们的销售价格只有海外的1/3，而质量、服务至少能完全满足发展中国家，因此海外市场的容量非常大。
如果你不提高国际化水平，又想争取国际市场，那只适合做一些传统的产品，比如鞋子袜子衬衫。这种东西你不用去欧美，有代理商，只要你足够便宜。但同时也进入恶性循环———欧美代理商每年都压价，我们这边就无限制压制原材料供应商、劳工成本，压价压得太狠了，最后就只能造假了，于是毒奶粉就出来了。此外，管理能力和运营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借助国际渠道也很难有大的提升。
记者:大族提出要成为一个百亿企业，同时也提出要成为一个国际化企业，这二者是一个量与质的关系吗?是不是说当大族做到了百亿，国际化企业也就水到渠成?
高云峰:100亿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节点，在做的过程中，我们的国际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这两者是互为关联的。如果不能变成国际化企业，我做不到百亿；如果想过百亿，就一定要变成国际化企业。大族要成为国际化企业，大概还要十多年时间，而百亿的目标希望能够提前实现。
国际化需要建设者思维
记者:你刚才提到国内企业国际化的劣势，那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的优势在哪里呢?
高云峰:优势还是很多的。第一，中国有一批企业已经具备了国际化的产业能力，这得益于中国大陆庞大的订单，比如激光打标机，我们5000台，大部分在国内销售，在国际上排第二位的是一家德国企业，今年估计不到2000台，这么大的订单量让我学会如何控制保证质量、如何提高效率等；第二，资金实力，虽然股市跌得厉害，大族的股票市盈率比起国外同行还是要高不少，已上市的激光公司市值我们排世界第一，有些海外公司的销售额是我们的好几倍，但大族市值却是他们的好几倍，我们可以利用资本杠杆进行扩张；第三，我拥有市场的砝码，我们说开拓国际市场很难，反过来想，外国人想做中国市场或许更难，而我们拥有中国市场，这个为我们和国外谈判提供了重要砝码。
记者: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国内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化了，你如何看待他们的探索?
高云峰:中国企业要国际化，不能老是扮演挑战者、冲击者的角色，中国的企业动不动就“革”人家的“命”，以超低价、地板价冲击人家，让人家活不了。企业要把自己从“革命者”变成一个“建设者”，按国际思维搞建设性合作。2004年我们曾想收购一家意大利同行，他们管理层提出几点担忧，说知识产权是他们唯一的资产，中国人只是冲着技术来的，他们所有人都害怕；他们的工会也说，如果中国人把设备都拉到中国去，工人就都要被解雇了。他们又不是混不下去，每年的业务都在增长，那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和中国公司合作呢?
因此，中国企业要成为一个建设者，比如收购意大利公司，就应该想办法让这个公司更好，让他们多赚钱，这样我也多分一点，这是国际股东应该想的。不能说我投资了你，你除了回报外，还要给技术，这个很难行得通。除非捡“破烂”，有些企业已经不行了，被中国企业捡便宜买来，你提什么要求都可以，但中国未来的企业不能再捡破烂了，应该去投资优势企业，这时提出过多额外条件就不现实了，应按国际惯例，做一个建设者，追求双赢。
■关于企业文化
■关于企业文化
家族企业很难适应现代资源配置方式
记者:大族不用熟人的原则在业内很有名，是同高新投入股的经历有关吗?
高云峰:没有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任用熟人就会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环境和一个错误的导向，别人不知道怎么努力了。我不是说家族企业不好，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正在受到挑战，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追求自我、个人价值空间，这种背景下，家族的那一套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了。
记者:但现在国内外仍然有一批家族企业，这是否说明家族企业仍有它的优势?
高云峰:家族企业是有一批，但谈不上优势。我个人感觉，从历史来看，有些家族企业现在还挺大，但行情都变了，形势同以前不一样了，如果现在家族企业不快速改良的话，20年之后你看还会有多少。
记者:中国社会是讲人情的社会，你这个原则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压力吗?
高云峰:没有压力，其实这个原则很简单，我在实践中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规则是约定文化，你约定好了按规矩来，大家就不会抱怨。反过来说，在公司用家里人，对家里人说也不公平，本身是一个很单纯的亲情关系，由于在一个公司上班，本来是尊老爱幼的关系，都乱了，这对家庭也不好。
记者:这个原则能一直贯彻下去吗?
高云峰:肯定的，至少我在位的时候是这样的，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会这样，因为历史的趋势就是这样。这种模式已经很难适合资源配置的方式了，以前是靠遗产来配置资金，现在不是，现在的资金来源是股市，方式发生变化了。家族企业我认为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不认为他们就能长久下去，再过几十年，我们可以再看。
记者:听说你对道教很有研究?
高云峰:研究不敢当。我个人感觉是中国未来要继续发展，在和印度比较时，我们缺乏在信仰方面的优势。信仰在经济发展初期往往会被忽视，认为没用。但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个作用会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需要价值观来支撑，不然富起来也就是暴发户，不知道人为什么而活着，他为所欲为，找不到皈依感，这就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回到经济学上讲，繁荣就不可持续了。因此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需要对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加以提炼，再与时俱进，形成中国新的文化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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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本报记者凤飞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