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不是核心问题

　　新京报：在土地流转方面，三中全会重申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长久不变，没有提到承包权抵押问题，这和此前一些学者的猜想有出入。您怎么看待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李昌平：土地流转在80年代不是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是个“问题”了，是谁的问题？如果是农民的问题，土地制度就回到80年代，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如果土地不是农民的“问题”，千万别假维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

　　三中全会对土地制度的描述很好，要在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变，坚持双层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稳定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农民和农民集体可以分享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这是向80年代的土地政策回归。

　　新京报：有人提出农地应该私有，说产权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不了。您的观点呢？

　　李昌平：这样的话在说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听懂！我相信说的人自己未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解决农民问题，一是增加就业，二是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农民工市民化。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产品供给，必须坚持双层经营体制，私有化可能破坏双层经营体制，导致农产品供给能力下降。要加快农村发展，比如农村道路建设、水利建设、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小城镇建设、新村庄建设等等，只有坚持集体所有制才是最优选择。

　　三方入手保障农民谈判权

　　新京报：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突破，即“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有人担心这一惠民举措能否落到实处，比如，权力和资本的强势介入，村民谈判能力太弱；甚至村委会与开发商勾结，侵占农民的利益。这些担心有没有道理？

　　李昌平：政府只能为公益建设征用农民土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权，这对农民是个极大利好。农民是不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利好，我也是担心的。对此，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完善基层民主，并加强党和农民的“血肉”联系；二是不能让地方政府饿肚子，政府要依法守法；三是打破城市土地开发中开发商垄断的制度。

　　“农转非”土地，政府集体各得一半

　　新京报：作为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您理想中的农村土地改革应是什么样子？

　　李昌平：土地制度无论怎么改，都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同地同权、农民主体性等原则。在此基础上，我建议新的土地制度由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农地农用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属于在册的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面等土地，不论是国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还是地方政府所有，都必须遵守农地农用规划，不得随意“农转非”。非国有土地农用权，只许依法在农民之间交易，集体所有的农地权，村社内部转让优先；农民集体之间可以交换或买卖农地；非农民不得购买农地，更不许购买农地擅自改变用途或闲置；集体土地承包是否“平均分配”、是否收取承包费、承包费如何分配等等，应该由农民集体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决定。

　　第二部分，土地“农转非”管理制度。土地“农转非”要依据有法律效力的发展规划有序进行。按照规划“农转非”的土地，农地所有者和政府各得一半。如：某块农地10亩，规划在2008年8月“农转非”，到2008年8月时，这块地即为非农用地了，政府无偿获得5亩，土地的原主人(该农民集体)失去10亩农地而获得5亩非农地。政府无偿获得的5亩非农地，只能用于城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农民工廉租屋等公益事业；原所有者(农民集体)得到的5亩非农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或开发或出售或闲置都可以。商人需要非农地，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好了，不需要找政府，政府是公平交易的维护者。

　　第三部分，非农用地交易和开发管理制度。已经“农转非”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出售给开发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但所得的增值收益必须依法纳税，按照累进税率计征，增值越多，缴税就越多。

　　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农转非”后，一半用于公益，另一半由政府按照“公开地价”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也要依法征税，税后所得归属同级政府财政。商业或工业用地，只能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取得，废止政府垄断非农地交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第四部分，地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土地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地权登记和确认制度、地价评估制度、地价公开制度、土地规划和编制制度、土地金融制度等。

　　本报记者 赵继成 王石川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