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百姓故事

　　邛崃市羊安镇居民谭德凤，已经在高宇木业公司工作了一年半。每天晚上在羊安广场参加舞会，和大伙一起跳跳舞，是谭德凤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以前，这样的生活她根本无法想象。

　　几年前丈夫在双流当厨师，她和公婆在家种4亩多田地。5岁的女儿上的是羊安小学幼儿园，每天接送女儿她都要骑几十分钟的车，用的是家里那辆破自行车。“种水稻和油菜，一年到头1亩地纯收入就400多元。”

　　3年前，汤营农业公司的成立，给谭德凤一家带来了转机。把土地入股到公司后，谭德凤和公公婆婆都有了工作。“以前种田靠天吃饭。现在每年能得到保底800斤黄谷，还有分红。”一家人还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参加了羊安新城的统规自建，建起了3层小楼房。

　　谭德凤说，土地入股后，她立刻参加了村上组织的招聘会。“现在，我在高宇木业公司当库管，每个月能拿1000元左右的工资。生活比以前滋润多了，我买了辆电动自行车，接送女儿更方便了。看，我还买了新手机……每天晚饭后，我都要去羊安广场参加舞会，7点钟准时开始，去晚了还没得地方。

　　谭德凤，是羊安镇统筹推进“三个集中”过程中受益的众多农民的代表。“以前的羊安，和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羊安镇党委书记王谚说，作为邛崃市最靠近成都的乡镇，羊安的经济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而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在邛崃的24个乡镇中，只能排到中游。

　　现在的羊安，正朝着现代小城镇方向发展。2007年羊安镇全镇GDP达6.1亿元，比2004年增长96%；全口径财政收入达2718万元，比2004年增长7.4倍。一、二、三产业呈现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1：0.5缩小到2007年的1：0.55，城镇化率从2004年的25％提高到63.4％。“以前羊安的城区不到1平方公里，老街破旧，连车都错不了。”现在羊安的建成区面积有4.8平方公里，是2004年的5倍；集镇居住人口从2004年的9830人增加到2008年的2.85万人。”

　　“如果没有统筹推进‘三个集中’，羊安镇不会有今天。”王谚说，2005年以来，羊安先后实施了大庆高宇磷酸一铵项目、中冶美利崃山纸业项目、6万吨合成铵技改项目、四川品牌家具工业园项目、高宇金泰木业10万立方米中纤板项目等重点项目，目前入驻羊安工业集中区的企业达5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8家，工业集中度达75%。2007年，全镇工业增加值达3.15亿元，较2004年增加1.95亿元，增长16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2.25亿元，较2004年增加1.55亿元，增长218%。今年1~6月实现全口径工业增加值2.0亿元，其中规模工业增加值1.5亿元。

　　农民开始选择到城镇生活。3年来，共投资5.5亿元，全面推进羊安新城和两个二级场镇、4个农村新型社区及5个弱势群体集中救助所建设，同步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吸引了农民向新型社区和新城集中。羊安新城农民集中居住总计2500余户近万人，其中农民跨村集中居住1116户3900人。镇域总人口从2004年的3.9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4.1万人，羊安镇已吸纳外地近2500人到羊安居住、就业，非农业人口从2004年的3582人增加到2008年的10334人；羊安全镇农民集中居住达2.49万人。

　　土地集中起来，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2005年，依托土地整理，在汤营村探索出了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村集体以土地整理新增的部分耕地入股，邛崃市国有独资的兴农投资公司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投入100万元风险股金，成立汤营农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规模经营土地发展现代农业的“汤营村模式”。目前，羊安镇已创办了类似“汤营公司”的12家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协会）达到6个，全镇土地规模流转1.8万余亩。

　　王谚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部署，为羊安下一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下一步统筹推进‘三个集中’我们已经有了构思，也储备了部分项目。相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羊安的未来会更好。”

　　5年实践

　　“三个集中”推动的城镇化

　　羊安镇，是成都市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支持和指导下，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实践活动，在全市统筹推进“三个集中”的一个缩影。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以工业化作为城乡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创造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条件；农民向城镇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这是成都结合大城市带大郊区、人多地少、布局分散、资源紧缺的市情，吸取东部一些沿海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分散建设、资源利用水平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教训，按照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探索和总结的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方法。

　　几年探索实践并不断完善“三个集中”，成都找到了联动推动“三化”的有效方法。

　　成都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调整了全市工业布局规划，将原来规模小、布局分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归并为20个工业集中发展区，通过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强力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同时，对进入工业集中发展区的项目优先安排并保证工业用地，对不进入集中区的新建企业规划不审批、土地不供应，从源头上遏制了企业分散布局，避免再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路。目前全市20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已初具规模，到今年8月集中度达67.4%。

　　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民向城镇集中水到渠成。在中心城区实行农村与城市社区完全接轨、按照城市社区标准建设新型社区，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变；以县城和区域中心镇为重点，按照城市社区标准建设城镇新型社区，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向城镇转移农民51.3万人；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参照城镇社区的标准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引导农民向农村新型社区集中。全市共规划建设600个农村新型社区，目前已建成235个。

　　劳动力的转移，又为土地规模经营腾出空间集中。在尊重群众意愿的情况下，各地坚持以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采取转包、租赁、入股等形式，稳步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集中，实施规模经营235.6万亩，培育规模以上龙头企业615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023个，带动农户面达65%。为推动农村市场化改革，成都去年还组建了现代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小城镇投资公司和现代农业物流投资公司，共争取到协议贷款178亿元。

　　通过统筹推进“三个集中”，成都将城市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地统筹起来，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各项政策向农村延伸并进行配套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分治的壁垒，使农村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居民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扶贫救助、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事业与城市全面并轨。

　　城乡协调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综合效应，成都三次产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2002~2007年，成都GDP保持年均13%的增长速度，2007年GDP总量较2002年增长超过1倍，全口径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2002年的5.46倍和8.05倍。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972元增加到148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377元增加到5400元，增幅分为65%和60%。

　　深化改革

　　人“解放”了

　　土地

　　也要“解放”

　　成都市委党校副教授蒋青，长期从事农村发展、特别是土地制度方面的研究。几年来，他深入农村，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统筹推进“三个集中”进行了多方位的调研。

　　蒋青认为，“三农”问题，症结还是在人多地少。“以成都为例，农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农民怎么能依靠这点土地增收致富。10个人种1亩地和1个人种10亩地哪个赚钱？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也不是农民没有能力种更多土地，调研中大多数农民都表示，按照现在的耕作方式，每人至少可以种10亩以上的土地。解决地少人多问题，就要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这是就农业说农业、就农村说农村所解决不了的。”

　　“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蒋青说，城乡一体化的落脚点，最终还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从几年的实践来看，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也和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一致。”

　　“三个集中”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和基本方法。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我们清晰地看到，‘三个集中’大大促进了农村人口的转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农民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公共服务也逐步向农村延伸……”

　　去年，成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对农村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都为成都深化城乡一体化、稳步统筹推进“三个集中”提供了新的机遇。蒋青说，要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实现从人的“解放”到土地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已经冲破了二元体制对人的束缚，从农村转移出来。然而，他们所拥有的农村资源由于二元体制的束缚，仍然留在农村，严重影响了他们转变为城镇居民的进程，使他们成为城市和农村的 “两栖动物”。

　　“要真正让转移出来的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就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让他们拥有的农村资源转变为城市资源，作为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支撑。”蒋青认为，成都应当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土地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为二元体制两端要素的流动开辟新的窗口，促进已经适应非农行业就业环境、实现了生产方式转变的农民，跨越二元体制界限转变为市民。

　　本报记者 李娅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