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16岁的我，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考被录取到省城的一所电子工业学校。记得那时人们的生活还比较贫困，我虽然生活在县城，父亲在国营煤矿工作，母亲在居委会当主任，全家6口人，月收入也就是100多元。我考上了省城的学校，对我家祖辈几代人来说，可谓一大幸事。上几辈不用说，就连我父亲也是生长在旧社会，从小讨吃要饭，1945年晋城解放，参加革命，在工作中初识文字；母亲通过扫盲班学习也只有初小文化。在兄妹4个中，我是老小，当时却成为“最高学历”。

　　入学前的星期六下午，父亲从煤矿特意带回了一块井下的废旧风筒布，对母亲说：“你有缝纫手艺，把这块风筒布剪一剪，用缝纫机给孩子做个上学用的大提包，既坚固耐用，又实惠省钱。”母亲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为我做成了“提包”。

　　入学时，家里还请人特意为我做了个大木箱，加上这个“提包”，就成为我第一次出门求学的行囊。临上火车时，母亲眼含泪珠，千叮咛，万嘱咐，又往我手里放了40元钱……

　　转眼两年过去了，1981年我被分配到国防三线企业工作，我又愉快地拎起这个“提包”走向了工作岗位。1985年秋，我再次在参加全国统考后，踏上了二次深造的道路，尽管当时我的经济条件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是这个“提包”伴随我在上党古城长治完成了学业。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我的母亲离开我们已19年了，老父亲去世也有四年了。就是这个“提包”也伴随我走过了20多个春秋，从泽州腹地到汾水之滨，从翁山脚下到上党古城。经过岁月的洗礼，手中的“提包”变旧了，而我也一天天成熟起来，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一名机关干部。

　　如今，家中的公文包、手提包、旅行包、密码箱……应有尽有。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条件改善了，但那段拎大“提包”的日子却总也挥不去，抛不开。今年17岁的女儿参加高考，在即将踏上求学之路整理行囊时，翻出这个“提包”，并准备随手将这个“老古董”扔掉，我一把拉住女儿说：“媛媛呀！这个‘提包’可不简单，它凝聚着爷爷、奶奶对爸爸的希望和爱心，更是咱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女儿摸摸脑勺，愣了好半天……

　　往事总是痛苦与快乐并行的，30年的历史也是如此。父辈们的苦难，我辈人的艰辛，晚辈人的幸运，传承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如今，中国不仅仅真正站起来了，而且也逐步富起来了，强起来了。

　　王晋临

　　（作者单位：晋城市关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