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5日上午，“南风窗改革开放30年论坛——中国制造的挑战与未来”在浙江绍兴鉴湖大酒店拉开帷幕。会议由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杨锦麟主持。浙江绍兴市有关领导、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永利集团董事长周永利、众多论坛嘉宾以及各大媒体界朋友出席了论坛。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制造的挑战与未来”。以下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所作的主题发言：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制造业的发展 ]

　　刘伟：谢谢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绍兴《南风窗》杂志主办的论坛上讨论问题，收获很大，我围绕产业结构和制造业发展的题目谈四点意见：第一点意见：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良性变化？第二个问题结构变化和中国持续高速增长到底有什么依赖关系？第三个问题中国的结构变化下一步战略重点是怎样？具有怎样的选择空间？第四个变化实践结构变化当中在体制上应当做什么？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当做什么？

　　30年中国经济从总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去年29年平均经济增长9.8%的速度，使GDP总量按照可比价格算增长了15倍，人均水平增长了10.9倍，我们国家从济贫落后的经济，吃不饱饭，到现在是初步小康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产业结构从当年20%多下降到现在11%；第二产业制造业从当时的46、47%，经过运动和波动到了去年占48%左右，基本稳定；变化比较大的是第三产业从当时23%上升到现在超过40%。结构变化含义是什么？如果GDP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结构方面则是国民经济怎样的质量变化，发生了结构性转移和变化，这样持续算上今年如果低于9%，中国创造了奇迹，日本曾经达到，中国今年不低于9%，我们创造了记录。

　　中国要持续高速增长根本在于保证增长的高质量

　　30年还能不能有良性的结构变化？最近刚刚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主要就是通过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自主分析研究，准确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必然性。还有一个非常早的理论敏感，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论敏感？他当时通过1995年之前东亚经济发展，包括中国金融危机的研究，发现东方企业喜欢间接投资，由政府掌握，政府制订系统的产业政策，要求银行家一定要贯彻政策，如果不贯彻，一定要谈明白为止，回去贯彻政府的金融政策，派政府官员去指导。企业家依赖于银行，银行听取政府，服从产业政策，银行劝说政府，易滋生行贿。最稀缺的资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则分配，而是按照腐败原则分配，一旦到了金融过于膨胀，便开始收紧银根，抓住一批贪官。这个逻辑背后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不按照效率原则，按照腐败原则，包括这次的次贷危机是一样的道理，为了刺激发展，特别是格林斯潘运用货币政策，降低成本，不断降低利息率，通过降低利息率，在原来的水平上不合格不可行的项目，现在变成了有利可图的项目，这种政策支持下的投资，和经济扩张，前提不断降低投资的质量，不断降低资产竞争能力和水平，到一定程度，依赖成本各方面提高，原来大量合格的项目一夜之间可以变成不合格，不可行，由此酿成了大量的泡沫。如何实现增长的高质量，而不是简单的推进它的数量扩张，这是回答全球，包括中国能不能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也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摆脱所谓金融危机的根本。中国的高速增长在过去多大程度上靠效率提高？多大程度上靠要素扩大？学者通过很多工作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如同东亚奇迹一样，很难经济的极限，主要也是靠要素投入扩大，而不是靠要素经济提高，引起了大量学者的讨论，理论上有说服力，但是有局限。第一用的资料是90年代以前，中国从98年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全要素概念理解当中排除了资本，而资本本身应该包含经济基础，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因此中国3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还能不能继续高速增长和良性变化，取决于经济增长的转变，是不是从投入过大转变到要素效率的提高，否则很难维持。

　　要提高增长效率关键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

　　第二个问题：如果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效率，非常重要的一个(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也就是说调整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使结构效率的提高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有效的动力。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制造业本身的结构变化；一个是城乡经济的结构变化；一个是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的变化。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结构按照经济成长的内在逻辑顺向提高，提高水平都会在极大的空间上扩张就业动力。特别是98年以后的增长数据显示，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结构的巨大贡献有两个要件满足：一个是结构变化的过程最好是遵循市场效应的过程，千万不要人为行政的否定市场功能和作用，否则市场行政性提拔的经济高度，叫做虚高，是假的，早晚一天要回来。1958年中国大跃进，推动工业化和投资化，大量钢铁，当时一下子到50%以上，不到几年几千万的工人赶回去，破铜烂铁全部扔了，这是虚高，而不是产业结构的提升，市场应当成为结构调整的基础性的力量，而不是行政；第二行政提升不要建立在成本提升的基础上，象增长方式的转变除了一般微观上效率提高以外，从宏观层面上非常大的任务是转变经济结构，结构带来的效益比微观带来的效益还要大，结构产生的风险比微观产生的损害不知道要多少倍。

　　2010年之前中国增长势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

　　第三个问题：中国现在发展阶段下，结构进一步演变的选择空间在哪里？

　　我就一个总体趋势做一个判断，中国现在的发展人均GDP是2000多美元，美国是4000万多，中国人均指数相当于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中国有1.9亿的外汇储备，中国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工业化没有完成，市场化没有完成，城市化、国际化没有完成，信息化没有完成，但是无论是什么都进入了加速时期，这样一种体制和发展阶段，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会出现疲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70年，美国49年，日本战后29年，韩国、新加坡也有24、25年，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29年。但是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在这个阶段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中国前30年享受了这样快速增长，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到201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2030年全面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国增长的势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我们作过大量分析和研究，国内国外没有人怀疑中国在这个时候，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中断持续发展的势头。有人说今年9%是不是低了？我们告诉大家98年-2000年，中国平均增长7.3%，不算低，长期高速增长的趋势，实现这个趋势只有周期性的波动，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天时，在这个天时的过程中，我们的结构变化趋势是什么？正好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所以重化工，基础工业、原材料工业，能源、动力工业，社会基础，社会现行资本行业，相信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建筑。这是一个规律，是经济史的内在逻辑，这也是我们需要遵循的。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实现高速增长当中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在体制上，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角色不一样，使用的政策手段不一样，能够操作的政策领域、空间领域不一样。比如说中央政府在总供给、总需求方面有措施，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面前更多的是运用供给措施，对需求方面的政策作用非常不确定，比如绍兴政府提高绍兴人的收入，提高了购买力，提高了以后他们就一定买绍兴人的东西？不一定，可能去上海和北京消费，刺激了当地的经济，不一定形成当地的购买力。如果当地政府减轻赋税，从生产供给环境方面提高服务，受益的还是当地政府。中央政策可以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货币关系不大，可能更能够作用的是财政政策，降低成本的发展和提高预期收益率发展，可能地方政府应当提高预期收益率，降低成本，通过努力降低当地的土地，甚至通过贴息，鼓励各种投资，这个前提是降低进入当地资产和投资项目的质量，以次为前提，质量低，需求大，泡沫大，价格高，一旦紧缩的时候不但影响当地，还影响将来，对将来真正发展的人铸成了泡沫。地方政府吸引外资靠自主创新，提高竞争力，提高预期收益率来消化市场投资等等，相信中国有这个天时，有各方面的干预，有中国老百姓的积极支持，奥运会非常成功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力量、政府力量，社会道德力量集中在一起，没有办不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