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工人：相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

　　一晃近20年过去了，当年的下岗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退休老人”，虽然戴着“下岗工人”的帽子，但他们已在“安度晚年”，不会因为工作而“给政府添麻烦”。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事实上，第一批下岗工人中，大约有70%已经退休(含去世)，真正在创业前线的不多。就是说，在上海只有约30%左右的下岗工人还在“继续打拼”。

　　上海宝山区的仇先生下岗后，曾“不甘平庸”，自主创业。由于“不善经营”，所创办的公司资不抵债，原有住房被法院封拍，现“无家可归”，“流浪栖息”于朋友居所。成为“兜户”(由于没房子，虽在派出所能查到户口，但社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居所，户口只有装在自己兜里)。

　　“可能是选项不好，我本人也技能单一。” 仇先生苦笑道。

　　与此相反，今年53岁的姜为群则从一个街道工厂的“下岗女工”变成了雇员们口中的“姜总”。3年前她自主创业，“当起了老板”。开始做酒类批发，后来又接下云南某“澜沧江‘原生态’饮品”上海地区总代理，生意做的“红火了”，已是退休教师的老伴也成了她的“手下”，为她料理“日常事务”。

　　“下岗不意味着机会消失，只要不懈努力，总有一种成功在等待自己” 姜为群笑着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与选择创业不同的是，一些下岗工人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上海两家棉纺织老企业——上棉10厂和上棉28厂，1996 年联合组建上海安达棉纺织厂时，需要压缩4万落后锭，安置分流2200 余名职工。12年“弹指一挥间”，这批“下岗工人”中，不少人“处境安逸”。

　　徐汇区宛平小区周三龙就是其中一个。“下岗了只能休息，干嘛再去累。”周三龙说。和他一样，很多人下岗后在小区中“自娱自乐”。上海很多小区都有棋牌室，“泡杯水，坐半天，麻将桌前享清闲。”周三龙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点得意。

　　以养狗和栽花为职业的宛平小区彭大爷，下岗后干脆把自己56平米的房子租出去，自己蜗居在一个9平方米的小间，花摆满墙外走道，“狗和人住在一起”。

　　“我的房子租金是1800元，这样我的生活就‘没有风险了’。”彭大爷很知足，“我不抽烟喝酒，这样的日子比‘啊地宁’(外地人)安稳多了。”

　　而年龄尚轻的“下岗工人”，也有相当数量的“赋闲在家”，加盟老年人的“花鸟人生”。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下岗工人自谋职业多集中在保安、快递、司机和保洁。由于有“本地户口”，他们在这些“行当”的应聘，具有“属地”优势。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上海很多人“下岗”后，只希望能找到工资与原来差不多的工作，一些“又苦又累、待遇也不高”的活，认为只有外地人才会做。而类似环卫、搬运等一类的工作，基本上是民工来做。遇到春节，连送大米和煤气的人都找不到。

　　据一项“上海热线”对“可就业条件”的下岗工人做的“网络调查”显示：在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上，超过86%的下岗工人认为“没什么前途，只能混日子”或“只为糊口，不问前途”。

　　正在研究下岗工人生活状态的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王波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我调查，上海市退休的下岗职工由于买断、内退比例较高，日子比较平稳，和一般市民没有区别。继续工作的有30%在国企，在股份制和民营企业中就业的也30%左右，干家政和个体劳动(如摆摊、开店、开出租车等自谋职业)的占40%；去外企的很少，主要是由于技术和知识的储备不足。”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硕士王军旗对本文亦有贡献)

    评论 “阵痛”之后的就业政策选择

    伴随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下岗”这一充满过渡意味的词汇终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这主要是因为当年造就“下岗”的机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按照较为严格的定义，“下岗”大面积出现的前提是隐性失业大面积的存在。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中国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其实来自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一旦后者因为制度环境的改变而被彻底整治，原先隐匿在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就会不可避免地以“下岗”方式显露出来。

　　作为改革成果之一，眼下中国的有效劳动需求量与名义就业人数之间的偏差，正在不断缩减中，新产生的失业也不再以国企减员增效为主因。但是这种“阵痛”的过去并不意味着失业问题的自然消失，其实，中国今后时期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恰恰在于如何不断增加就业数量，且继续提高就业质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又相当落后，这两条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的政策取向必须尽早实现由“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若非如此，随着人口峰值的逼近以及资本替代的深化，中国的就业压力只会越来越强而非越来越弱。

　　经济增长只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属于“高增长、高就业”模式。但此后，虽然GDP增速持续攀高，但其对于就业拉动的效应却越来越小，及至2005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仅为0.08。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不仅是内生的，而且本身就是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如产业结构升级。除此之外，剩余的那些原因其实很有重新检视的必要。譬如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增就业岗位大量来自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其他非正规方式，但是这些恰恰为各类“歧视压制”的领域；再譬如说，1997年以来，由于缺乏弹性，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种“劳动趋贵”的势头辅之以财政、信贷的倾斜，很容易诱导出国企以资本替代劳动的选择。

　　中国政府自2003年起，开始把就业、再就业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之一。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对于多个战略目标优先排序的不同，完全可以导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鉴于目前及今后时期严峻的就业形势，建议各级政府尽可能地将就业目标向前摆放，及时、有效地引导各类投资按就业吸收能力顺次投入。   葛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