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很明确，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档案）。要搞（改革）就名正言顺地搞。”

　　■换牌前约法三章：不宣传、不登报、不广播。6月18日中午，没有剪彩，两挂鞭炮过后，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上了崭新的“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人打电话向广汉县委询问此事，语气很严厉，并质问“谁叫你们搞的”。事后，人民公社的牌子又曾经挂出去过。半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给广汉县委打电话，语气很和缓，说中央领导同意你们搞试点。

　　1980年6月18日。如果那天不是艳阳高照，广汉向阳人民公社二大队队长包昌隆一定会以为自己没有睡醒。他用力揉了揉眼睛，再次定睛往公社门口望去———人民公社的牌子真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刚喷的漆，白底黑字，在阳光下尤其扎眼。

　　早晨出工的时候，人民公社的牌子还在这里挂着，中午回家路过时，就被换了。为什么要换呢？包昌隆没能得出答案。更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数亿农民的命运都随之改变。因为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广汉向阳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曾经

　　有女莫嫁向阳郎

　　2008年3月19日，阴。站在横跨青白江的彩虹桥上看向阳镇，几条街道穿插其间，雨水洗刷后，小镇清新，宁静。郁郁葱葱的滨河路旁是整齐的楼房。30年前，这是一条狭长的小街，绝大多数人都住在草房里。

　　钟太银，原向阳乡乡长。28年前，他亲手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挂上。69岁的他身体已经很难和壮年相比，但回忆起当年的历史时却滔滔不绝。

　　“有女莫嫁向阳郞。”钟太银用一句顺口溜道出过去的窘局。为什么连吃饱饭都难呢？“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工作，就连喂10只以上鸡鸭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又没有积蓄和存粮。遇到灾荒，很正常。”人民公社近20年，向阳人人均分配从最初的68元到1976年的74元，只增长了6元钱。

　　改革

　　试点“政社分工”

　　1979年9月，广汉县委选择在向阳人民公社进行“政社分工”的改革试点，把向阳公社的干部分成3个班子。钟太银回忆，一是行政班子，共6人，负责抓全社的青年、妇女、民兵、治保、民政、调解、文教、卫生、接待等工作以及日常行政事务，参加上级召开的农副业、工业以外的各种会议。二是农副业班子，原来分工搞生产、水利、沼气、会计辅导工作的6名公社干部，加上多种经营员、林蚕员、植保员、农技员4人，负责全社的农副生产。三是社队企业班子，共4人，负责抓全社的社队企业工作。3个班子分别制定了“定、包、奖”的考核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干部班子确定以后，首先选择了企业进行改革。撤销公社原有的企业办公室，成立工业公司。社队企业改公社独家经营为生产队集股投资联合经营。入股生产队派代表参加的股东代表大会是工业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代表股东大会任免工业公司正副经理，监督所属企业各项经营方针和计划的实施。

　　为了适应联办企业的需要，1979年秋向阳公社成立了供销经理部。1980年4月，供销经理部同供销合作社合并，建立商业公司，接受县供销社和公社的双重领导。

　　1980年4月，向阳又成立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公司由搞农业的干部和从大队、生产队聘请的农业技术人员组成，设经理、副经理和农技、植保、农机、多种经营、经营管理等5个服务站。

　　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和农业技术服务公司相继建立后，各公司都对自己和下属单位负经济责任。农商之间、工商之间、农工之间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为了统筹、协商、平衡和管理，1980年4月，向阳公社又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负责全公社的经济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农工商联合公司可以打破行政界限，逐步实现某些项目的跨地区跨行业的经济联合，向社会化方向发展。各公司原来上交公社的利润改为上交农工商联合公司。联合公司所属各企业根据党员多少分别建立党支部。

　　换牌

　　不登报也不广播

　　向阳公社把干部分成农业班子、工业班子和行政班子，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统一管理经济工作，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党、政、经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事实上，“向阳人民公社”已成为虚设。人民公社政权体制和管理体制已经明显地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这种体制势在必行。

　　1980年1月，时任温江地委书记的王德功到向阳公社检查工作，听取了县委对向阳改革试点的情况汇报后说：“中央政策很明确，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档案）。要搞（改革）就名正言顺地搞。”

　　3月，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和两位副书记去成都开会，座谈广汉改革问题。座谈会上，常光南提出打算换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建立乡人民政府，大队也改为村，这样做是否可以。省委主要领导说，要允许和支持广汉进行这个改革，先在一个公社试搞，如果不成功，改过来就行了。

　　4月15日，常光南在向阳旅社二楼会议室开会，传达了四川省委对向阳公社体制改革报告的批复，研究了恢复乡级建制的具体事宜，确定了党委管党务、政府管行政、农工商联合公司管经济的管理体制，会上还就此事约法三章：不宣传、不登报、不广播。

　　随即，各生产大队召开选举大会，各大队产生了3至5名人民代表。

　　6月18日，向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选举葛民勋为乡长，周继模、俞素清为副乡长。

　　中午时分，摘下“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上了崭新的“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没有剪彩，两挂鞭炮过后，向阳成为全国第一个改制的公社。

　　质问

　　“谁叫你们搞的”

　　牌子是摘下来了，以后会怎么样？

　　钟太银的小女儿钟敏回忆，摘牌前的几个月，都不怎么见父亲说话，有段时间见面都难。

　　“心里想法很简单，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和他们说，到时候万一出事了，也不会连累家里人。”事隔28年，钟太银终于道出心中所想。

　　两个月后的一天，一位新华社记者路过向阳，得知此事，立即写了一份《内部参考》材料报送中央。

　　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人打电话向广汉县委询问此事，语气很严厉，并质问“谁叫你们搞的”。事后，人民公社的牌子又曾经挂出去过。半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给广汉县委打电话，语气很和缓，说中央领导同意你们搞试点。

　　钟太银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专程到向阳调查了解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情况。调查之后，他非常感慨，离开时说：“好好搞。”

　　11月15日，向阳乡党委方以“中共广汉县向阳公社委员会”名义正式向广汉县委补送《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健全管理制度的请示报告》。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到1985年6月，全国共有56000多个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摘掉。

　　全国其他地方还在摘下公社牌子的时候，向阳已经获批完成了撤乡建镇的工作，钟太银当选第一届镇长。

　　蜕变

　　走向集约型发展

　　“1984年我就修起了砖瓦房。”包昌隆说，之前他一家6口一直挤在父辈留下的茅草房中，下雨天屋里屋外都浇水，人住在里面，憋屈。

　　到1996年，包昌隆盖起一座小楼。现在儿子和他同住。

　　“村上就有十多家企业，农闲之余，村上的闲散劳动力就在企业打工，离家里近，干啥都方便。”包昌隆现在闲来就侍弄一下门前的果树，每天悠哉游哉。

　　可是，向阳的发展并没有像包昌隆的人生经历一样，跨过去就一帆风顺了。

　　作为国家第一批搞乡镇集体企业的城镇，向阳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着实“火”了一把。当时，镇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上千家“村办”，“乡办”的企业。“那时候，随便开个厂都赚钱。家家都在厂里上班。”镇上一位老人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针对经济过热进行宏观调控，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镇上的粗放型、高污染的企业随之深陷泥潭。

　　阵痛之后怎么办？转型！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改变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产品由粗、大、笨走向高、精、尖；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商业利益；发展高效节能型产业……

　　一系列的改变，让向阳的企业在痛苦的挣扎中逐渐蜕变。逆境中生存下来的，就是强者。全镇目前100余家乡镇企业中，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以上的骨干企业达到29家，其中有3家企业还超过1亿元。

　　“我们接壤成都的青白江区，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把握好机会，选准项目，将会发展得更好、更快。”向阳镇一位领导表示，向阳虽然要加快发展，但是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是走集约型路线。向阳会像摘下公社的牌子一样，走在改革前沿，勇往直前。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