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实的理想

　　毕竟，要先发展经济，农民的腰杆才会真正硬起来。记者查阅了一份2006年底合作社的账目统计：从2006年来看，投入资金42850元，收回资本4784574元，扣除实际的可分配盈利2943.24元。

　　当年的合作社成员从成立时的36户发展到了128户，从没有经济项目起步发展起了养殖场3个，种植柑桔规模15亩，建立起营销网点9个。

　　“这是前年的情况了，总体来说头两年能够维持，进入2007年，因为寻找市场的思路不清、管理松散、约束力不强、监督力度不够等等原因，合作社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丰岩合作社前任理事长刘万伦说。

　　因为合作社没有钱，参与合作社的社员坐车到綦江县办事情，都要自掏腰包。“时间久了，人心也就有些涣散。”

　　而合作社成立时制定的一些目标，也超越了合作社本身的功能。如合作社规定了这样的发展目标：综合开发和利用本社区内的资源，如农产品开发、果园开发、养殖业开发，提供科技、教育、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服务。

　　但从合作社所在地方来看，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资源。比如，他们想把当地红苕加工成甜美的小食品；想把优美的村庄打造为一个旅游休闲地。但这些只能是一种设想。

　　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合作社资金非常短缺。合作社获得上述4万元启动资金后，然后采取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合作社刚成立时，只发行了20多股，虽然以后有所扩股，但总资本也没有达到10万元。

　　这点钱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如合作社经营部经销的化肥只能从中间商那里进货而无法直接从厂家进货，因为从厂家进货要求数量大，而合作社没有这个经济实力。2006年，尿素从厂家进货是1280元/吨，从中间商进货每吨超过1600元，磷肥325元/吨，但从中间商进货则每吨超过420元，若直接从厂家进货，每次至少需要进60吨，但合作社并没有这么多流动资金。

　　不仅如此，尽管合作社有着看起来比较完善的章程，但实际执行中，却遇到了不少难题。财务问题就令社员们很是不满。

　　据合作社社员们反映，一位社员在2007年6月时用“赊账”的方式到县城里进化肥原料，后来由他人代签的方式领走了6000元钱付账，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拒绝提供货单发票。这笔钱也就成了说不清楚的无头账目。

　　“虽然建立了资金担保人制度，但是农村主要还是熟人社会，很难真正做到一人花钱，多人监督。”丰岩合作社原理事长刘万伦说。

　　在任期还有两个月届满时，刘万伦在2007年的3月份辞去合作社理事长的职务，选择到重庆打工，以偿还家庭债务。合作社理事长一职由原合作社的会计任天全代理。

　　“綦江一共有十余个合作社，和刘万伦一样，十个理事长有八个后来都在外地打工，原因只有一个，合作社老是干事情，就是没钱。”合作社社员刘年树告诉记者。

　　另一位一起参加过温铁军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的社员没有用民主直选的方式，而是“顺理成章”的做了第二任理事长，对此合作社的不少社员颇有非议。

　　“他这一套都是跟村里面学的，在选票上理事长一栏直接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拿着让社员们签字同意，这完全脱离了合作社原来的民主氛围。”合作社社代会主任杨忠群说。

　　债务问题

　　“重庆第一个完全由村民自治的合作社成立一年半，一直在怀疑与漠视中顽强成长。”重庆的一家媒体如此评价这家合作社。

　　一位叫刘万福的合作社社员，还是在2002年农业税费改革前，欠了村集体的“误工费”400元，一直到现在为止，村长、村支书还以这个不合理的费用收取为理由，拒绝按照国家政策给与其发放独生子女养老每年1000块钱的费用。其解释的理由是：数年前的这笔费用是村集体替其代垫的费用，如果刘万福不交这笔钱，那么他的独生子女费用就无法领到。

　　“其他的几户都已经领到了，就我是合作社社员。不光是这个事情，无论什么，村里面都要卡上一卡。”刘万福告诉记者。

　　刘万福的孙女已经两岁了，一直到现在，他所在的丰岩村还以种种理由拒绝为其办理户口。

　　而现在丰岩村合作社监事会长刘万银最担心的是：三年前借温院长的钱现在该还了。“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是要是现在把当初借的四万块钱全还给人家，拿什么发展合作社呢？”

　　“也不知道，温铁军院长还愿不愿意再借钱给我们这些农民。”刘万银深深的吸了一口烟，眉头紧缩。 记者 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