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我在集体经营的合作商社和农具社工作，当时家里有5个子女，老伴没有工作，全家就靠每月供应的28斤粮食和集体队里补的一点来勉强维持生活。当时在农具社上班，人们每天只知道埋头苦干，不上班的社员，每天一早起来就被队里的领导叫到地里去了。当时人们生活水平不高，每到集体发粮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去，像我这种工人身份的人还不敢去的早了，也不敢去的迟了。去的早了，人家会说，你不劳动还抢什么，你去的迟了，人家还会说，发粮还不积极点。因此，每次领粮，我都要选择适当的时刻去领粮。当然，这是那个时候特定的环境下造成的，归根到底一句话，都是穷字惹得祸。

　　上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农具社改名为大武铸造厂。随之，一大块一大块的集体土地也被划分给了个人，人们再也不用 “强迫”地去干活了，可以在自己的田地里自由耕种。虽然那个时候划分了土地，但人们的思想还是很保守，当时临近道路的土地就没有人要，原因是离公路近，人为和牲畜的破坏大，因此，谁家划分了一块临近公路的地，还要和队里吵闹上一段时间，直到最后重新调整或者做上许多工作才能接受。你看如今，临近公路的这些地不都全成了 “金蛋蛋”了，前十年这里一块三眼窑洞的地皮不到一万元，而今临近公路的一块地皮足在十万元以上，而且还批不下。

　　改革开放之初，我的3个儿子都相继长大，也都赶上了好时候，自己想干个啥就干个啥，自由选择职业。3个儿子都相继在我所工作的厂里做过临时工人，也都随厂里的一些人到外地做过活儿，还学会了不少技术。到后来，儿子们都大了，都要成家立业了，于是，他们各自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去了。如今，3个儿子生活都不错。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不止这些，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好政策接二连三，去年我的老伴生病了，住了医院，全家人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的费用国家还给报销，这真是天大的好事。

　　任文玉口述 杨应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