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宣布厂子破产那阵可给我打击得够呛，感觉像被判拉出去枪毙一样。门也不敢出，整整两年呐，全家人上顿吃豆腐下顿吃豆腐。”

　　■石永阶至今也没有回想起当时是怎么走回家的。一直到一天早晨醒来，他的老伴李秀兰坐在旁边说：“吃点饭吧，你好几顿没吃了。”他躺在炕上发呆，大脑一片空白。就连李秀兰说的“我的眼睛有些雾蒙蒙的，看不清东西”，他也没听见。他病了，在炕上一躺就是大半年。

　　■“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怎么会破产？当家作主的工人怎么能下岗？”22年前，石永阶不能理解当时发生的这一切。

　　人都走光了。只剩下石永阶低垂着头发花白的头。

　　“这老头，把厂子整黄了！判他十年大刑都不冤！”

　　“无能厂长！”

　　许久之后，石永阶的耳朵里仍在回响着那些工人们红着眼、流着泪的咒骂声，眼前仍模糊一团，好像是工人们胸口的白花在来来回回地晃呀晃。

　　那一天，石永阶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到自家那间20平方米的斗室，又是怎么一头栽倒在床上。

　　那一天，是1986年8月3日，石永阶当厂长的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外电报道称“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做法，是中国一项重大的实验”。“中国头号下岗工人”的帽子，从此戴在当时已年近六旬的石永阶头上。

　　厂子破产 工人给大门挂花圈

　　“一听破产，脑瓜轰的一家伙！破产这两个难听的字咱从没听说。”石永阶回忆，“上边宣布厂子破产那阵可给我打击得够呛，感觉像被判拉出去枪毙一样。门也不敢出，整整两年呐，全家人上顿吃豆腐下顿吃豆腐。”

　　1986年8月3日上午9时，沈阳市政府迎宾馆北苑，几十名中外记者汇集于此。沈阳防爆器械厂在这一天宣告破产。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所以破产由沈阳市政府组织而没有人民法院参与。

　　当时有记者写道，向职工交代他们企业要破产时，“外边风声、雨声、雷电声和屋里面破产企业职工的哭泣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石永阶坐在宣布会场的主席台上，看着台下上百名工人无人不泣泪，自己紧咬着牙，嘴唇咬破了，都没感觉到痛。几个情绪特别激动的工人甚至将花圈挂在了厂子的大门上。

　　石永阶至今也没有回想起当时是怎么走回家的。一直到一天早晨醒来，他的老伴李秀兰坐在旁边说：“吃点饭吧，你好几顿没吃了。”他躺在炕上发呆，大脑一片空白。就连李秀兰说的“我的眼睛有些雾蒙蒙的，看不清东西”，他也没听见。他病了，在炕上一躺就是大半年。等他能下地走动的时候，李秀兰说：“我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了。”石永阶急了，他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挣钱给老伴看病。”

　　沈阳防爆器械厂始建于1966年，到1986年，在职职工76人，退休职工64人。资产26.5万元，而欠款达48.6万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在一年整顿无效后宣布破产。其职工亦成为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除个别情况特殊者由政府介绍工作外，90%以上员工自寻出路。厂里破产后的资产拍卖给了当时效益较好的沈阳煤气公司的下属企业。

　　“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怎么会破产？当家作主的工人怎么能下岗？”22年前，石永阶不能理解当时发生的这一切。回想起那段日子，今年81岁的石永阶说：“当时的感觉就像一夜之间自己的家被大水冲走了，早晨醒来不知该往哪里去。吃不香、睡不好，更羞于见人。”

　　惩罚厂长 两年不能领救济金

　　企业有起有落，有生有死，才符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这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让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高层酝酿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一方面《破产法》开始草拟。另一方面，试点则在悄然进行。工业企业最为集中的沈阳担起了改革破冰的重任。

　　看似偶然，沈阳防爆器械厂的破产却是中国改革必然摸到的一块“石头”。人们容易记得破产的轰动，却容易忽略一年前的破产“黄牌警告”。

　　1985年7月，沈阳市政府对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农机三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3家长期亏损、资不抵债、难以扭转局面的集体企业发布破产倒闭限期整改通告。市政府特意做了3个黄色封皮的《破产警戒通告》，交给3名颤抖着的厂长手中。

　　一年后，防爆器械厂被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宣布破产。实际上，这更应该视之为政府对企业的关闭。虽然宣布破产时石永阶已经被强行退休，但破产的责任却落在了他头上。作为惩罚，他有两年不能领救济金。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的工人领救济金证书。

　　1986年12月31日，全国开始试行破产法，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案。又过了20年，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正式颁布实施。

　　当石永阶终于得知在报纸上给他冠以“无能厂长”称号的始作俑者时，还坚决要求打官司讨回名誉，后因过了诉讼时效而不了了之。

　　对石永阶来说，当时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外界对他的评论，尤其是把“破产厂长”4个字加到他头上，感觉好像破产是他造成的。但是20多年后，他说：“当时觉得丢人，现在谁在乎？都习惯了。”

　　“别说他们(企业领导)了，就是我在当时也把一切都想到了，觉得自己甚至是千古罪人。”沈阳市经贸委原副主任韩耀先是《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起草人，防爆器械厂的破产正是依据这个规定。做第一次破产工作之初，韩耀先进被破产工厂时不敢亮明身份，面对工人怨愤的目光他不知该如何解释。

　　据新破产法立法小组成员之一的李曙光教授估算，截至2006年，国有企业的破产数量大约为8万左右。大量企业破产中，政府干预色彩浓重始终是共性。

　　证明自己 卖过豆腐办过饭店

　　困顿的生活和重新证明自己的愿望，迫使年过花甲的老石头带领家人重新创业。舍下一张老脸，他到亲戚和朋友家好不容易借来了1400元钱（银行一听说“破产厂长”就退避三舍，不敢贷款给他），成立了长城电器开关厂，也生产防爆器械。每天早晨5点，他就到厂里，既当厂长又当工程师，一边当采购员一边管销售。很快发展到30多名员工，40多万元资产。生意倒是红火，可是大量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又使厂子陷入困境。

　　经常吃豆腐使老石“吃”出了灵感，干嘛不做豆腐？长城电器开关厂立马转产，改名长城豆制品厂。1998年，已经70岁的老石头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一家豆腐坊当起了学徒。一个多月后，老石头开始自己做。一开始，由于卤水的量没掌握好，做的豆腐时老时嫩。在用300多公斤的黄豆交了“学费”后，老石头终于掌握了做一手好豆腐的技术。

　　此后，每天凌晨3点，老石头就带领家人起早做豆腐，自己推车上街去卖。别人卖一块钱一块，老石头一块五卖两块。豆腐很快有了好的销路。几年后，老石头的豆腐一直是当地居民熟悉的“放心食品”，也一直便宜批给下岗职工。几个儿女都跟着他干活，老石头赞助他们每人几万元买了房子。

　　老石头豆腐卖火了。最红火时，还租了两处生产厂房，每天生产400板豆腐，成了沈阳皇姑区最大的豆腐坊，有职工四五十人，绝大多数都是原来的下岗人员。从1988年一直做到2004年，生意一直很好，“老石头大豆腐”也成了百姓心中的名牌。此外，他还办过风云大饭店。

　　可惜，由于拆迁，加上黄豆涨价，老石的豆腐坊2004年黄了。再后来，他张罗成立“实明伟业”经贸公司，自任董事长，但很快，又遇到拆迁，他不再干了。

　　“创业、破产、自谋职业，我和防爆器械厂的起伏兴衰，最终要被归结到‘到底厂长说了算不算’争论的时代大背景中去。现在看来，当年破产是件好事。企业要是这么往前推着干，肯定干不好。要不是破产，我哪能开创这样一番事业？”石永阶十分感慨。上世纪90年代，石永阶所说的“厂子倒闭了，但思想上不能倒闭，我们还要干”的豪言经媒体报道后一时成为名言。在后来下岗越来越多的时候，“下岗当学石永阶”，竟成为一句流行语。

　　回家享福 还为工人们争医保

　　石永阶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为了给当年破产的沈阳防爆器械厂的工人们争取医保。

　　沈阳防爆器械厂1986年破产，而沈阳市的医保2001年才有。当地主管部门认为，原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后，当时的主管部门是汽车工业公司，但多年后几经变化，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所以，难以办理医保。2007年，石永阶利用媒体的力量，公开寻找当年厂里的工人一起办医保，几经周折，最终给办好了。这是石永阶成为“破产厂长”后最得意的事之一。

　　现在，石永阶已经回家，开始享受“清福”了。

　　在皇姑区沈阳防爆器械厂的旧址上，有一片密集的老式居民楼，临街的墙面颜色很鲜艳，院子里简陋而破败。

　　被人们称呼为“老石头”的石永阶就住在其中93号楼的6楼。楼道里大白天也是黑的，过道里堆着杂乱的东西，有的灯已经坏了。石永阶依然留着银白的“板寸头”，眼睛不大，身上的灰毛衣和绿线裤都很旧了。他住的地方有点挤，没有客厅，在一间稍大一点的卧室里，摆了两张床，中间还挤了一张脱了漆的木圆桌，平时也兼餐桌。没有椅子，石永阶随意地坐在床沿，点起一支“红梅”烟，就说起了近况：“不爱干了，干不动了。政府给了退休费，够花了。”

　　石永阶现在的生活非常节俭和朴素，每天就是和老伴下楼四处逛逛，然后回家做饭包饺子，不大喝酒，“一直没心没肺的，所以没病”。他说，这就是“享福”啊。 本报记者 张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