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29岁的贺芳晚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登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网站。“看看大家都在提什么意见，毕竟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大事情。”贺芳说的是10月14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事儿，而到11月14日该文件就将结束公开征求意见。

　　让贺芳感到欣喜的是，在该《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

　　对于医疗改革，贺芳有着无限的期待。而回望过去的30年，贺芳的上一辈对于“看病”，对于医疗又有哪些不一样的经历呢？

　　80年代初

　　拿着三联单

　　就像“圣旨”一样

　　见证人：董文萍

　　1980年的初春，北京还十分寒冷，风刮在脸上还有点疼。但是董文萍顾不得这些，她卖力地蹬着自行车，心里面想着要尽快从大郊亭蹬到同仁医院去，因为自行车的后座上是她的三女儿，在家摔破了膝盖。

　　“厂子有一个卫生室，就给简单包扎了一下，我觉得还应该去合同医院拍个片儿，看看有没有骨折了。好说歹说，人家卫生室才给了三联单，要不50%的药费报不了啊。”董文萍回忆起当初，那些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董文萍今年64岁，退休之前一直在北京东四环边上一个化工厂工作。像董文萍一样，许多年长的人对于上世纪80年代看病的记忆就是“三联单”，好多人都说那就是“圣旨”，“看病基本上都是单位全包了，医生只要看三联单上的编号，就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了，个人是全报销，子女报销50%。”

　　像“圣旨”一样的三联单其实就是三页薄薄的白纸，上面有个人的信息和单位编号等。但就是因为三联单带来的“全报销”让董文萍记忆十分深刻，同时也有一些别的让董文萍不能忘怀——

　　“那个时候连B超都没有听说过，医生最常用的就是拍个X光片，你看现在核磁共振什么的都有了。”

　　“药那个时候也特别少，特别单一，消炎药也就青霉素、链霉素什么的，不像现在品种那么多，可选择的余地大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厂子卫生室里面还有一两个赤脚医生，都是背着个小药箱，边干边学的那种，现在想起来让他们看病还稍微有一点点后怕。”

　　“那个时候有急救的事情，就叫厂子里面备着的急救车，万一本厂的急救车不在了，还能叫邻厂的急救车，不像现在可以直接拨打120……”

　　董文萍的思绪像流水一样缓缓前行，她不住地感慨过往的那些，也不住地感慨现在的一切：“30年过去了，什么都在前进，看病也越来越方便了。”诚如董文萍所言，如今的医院增加了各类先进的诊疗手段、化验方法、手术器械等。许多专科医院，诸如耳鼻喉、眼科、齿科、呼吸系统、脑科、中医、整形等特色医院纷纷涌现。

　　90年代初

　　术前收了“点刀费”

　　术后退回

　　见证人：张之春

　　用“90年代”和“看病”这两个关键词搜索，就会出现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医疗的流行词——“送红包”。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给医生“送红包(点刀费)”的现象极其普遍。

　　1992年，张之春的弟弟需要做胆囊摘除手术。在弟弟做手术之前，张之春已经用信封封好了两个“红包”。根据他之前从其他患者打听到的经验，一个信封里装了600元，送给主刀医生；一个信封里则是300元，送给麻醉师。“钱都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崭新的。”

　　张之春记得，他当时把医生和麻醉师叫到了更衣室，“我就说我们是工薪家庭，没有多少钱，这么点意思，还请笑纳。”随后，主刀医生和麻醉师都将信封装了起来。

　　但是让张之春没有想到的是，在手术结束之后，那名主刀医生又将他叫了过去，还给他两个信封，“就是我手术之前给他们的，太让我意外了。”后来那名主刀医生解释说：“当时拿了你的信封，是为了让你心安。”

　　其实，对于“送红包”的记忆不少人都有，但是也有不少医生称，这种现象往往是一些病人家属的误区，一位医生在其博客上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有这么一段话——“病人往往有这样的观点，以为不送医生红包，医生就不会认真看病，其实，这是误解。真正的病人，不送红包，医生也会认真看病的，医生不会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张之春也关注着新医改的进程。他希望医患关系以后会更加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