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5岁的简光洲是江西九江人。2003年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后，简光洲来到上海，成为《东方早报》创 办团队的一员。他在国内新闻部负责特稿，几年来写了很多有影响的报道。但在媒体圈内，知道他名字的人并不多。

　　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A20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他的长篇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 三鹿”奶粉所致》。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的乳品企业，食品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第一次看到兰州有14名婴儿出现结石病症的消息时，记者的职业敏感性让简光洲觉得这很可能是继阜阳大头娃娃事 件后又一起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虽然湖北、甘肃等地媒体之前也有关于结石患儿的报道，但在提到患儿所食奶粉的生产 企业时，都统称为“某企业”。尽管读者一再要求媒体披露致病奶粉的品牌，但却没有一家媒体愿意公布该企业的名称。这些 媒体的语焉不详，让他决定对患病婴儿展开追踪调查。

　　当所有的证据都直指三鹿奶粉时，简光洲犹豫了。是否直接点出企业名字？一方面三鹿是知名企业，拥有150亿元 人民币的品牌资产；另一方面当他向三鹿集团求证时，得到的是对方信誓旦旦地保证，三鹿奶粉绝无问题。

　　然而，在甘肃兰州的医院，当简光洲看到许多父母哭着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 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患病婴儿接受治疗时不得不痛苦地忍受5毫米的管子从尿道里插进；而护士们得在婴儿的头上多次寻 找能够扎针的血管。这一切让他下定决心在报道中写出三鹿的名字。

　　发稿当晚，简光洲紧张得无法入眠：报道对三鹿公司而言肯定是致命的，甚至对中国食品行业都会有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自己的报道逻辑性没问题，用词经过反复斟酌，也注意了平衡性，但是在质检结果没有出来之前，风险实在难以预料。自 己可能会坐上被告席，甚至会被扣上“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年迈的父母也从老家打来电话关切地问道：“这报道能不能不 做？”简光洲回答他们：“好多婴儿可能会因为这奶粉而死亡啊！”听了这话，电话那头的父母沉默了。

　　9月11日稿件刊发，当天下午，简光洲就接到了三鹿公司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同时报社接到无数 电话，要求他们撤下网站上的新闻。直到晚上9点多，三鹿公司宣布召回奶粉后，简光洲才如释重负。

　　如今“毒奶粉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焦点，但简光洲却在博文中写到：我没有丝毫的兴奋，而是有着诸多悲伤(不是悲 哀)，是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 ’的失落。简光洲说：“我不想去指责这些媒体，在生存就有问题的时候，良心的价值几何？”然而，在“首揭三鹿”的报道 中，简光洲却做到了。当“毒奶粉”已成为一场影响广泛的社会公共事件，人们要关注的其实远比单纯的食品质量安全多得多 。